中国共青团是联系党与广大青年群众的桥梁纽带，被赋予了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职能，而在于整体呈现出主体青年化倾向的当代中国公民社会中，中国共青团所具有的组织特征与优势，都使得其扮演着重要而又独特的角色定位，尤其是在建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积极社会管理格局方面，其与以青年为主体的草根志愿组织形成了相互促进、和谐统一的辩证关系，成为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的一大亮点，亦为其它社会管理和服务领域中新局面的开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基层设计经验。本文将以河北402爱心社这样一个典型案例为线索尝试运用一种解剖麻雀式的个案研究方法分析还原共青团社会管理创新与草根志愿组织发展辩证关系的实践逻辑。
一、共青团与草根志愿组织实现社会协同之探因
1．问题的提出
协同理论最初是由德国物理学家哈赫尔曼·哈肯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并与1990年代兴起的治理理论相关研究相耦合，形成了社会协同治理理论，这一理论跳出了传统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关系的认知模式，进而深化了对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甚至第三部门失灵的深刻认知，它“试图通过协商、对话、承诺，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体公民等组织和行为者各自资源、知识、技能等的优势，承担各自责任，使系统在不断生成和转化的过程中达致更高级的平衡，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整体功能大于局部之和的治理功效”（Chris Ansell，Alison Gash．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2007<18>）。当然在这样一个协同治理过程中，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具有一定差异性，政府作为元治理的提供者，应当因应社会管理大形势而主动变革革新，以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为契机，提供更优质更积极的社会管理政策创新。社会组织则需要在现有“嵌入式”社会政治结构框架下，不断强化自身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和自律机制的完善，积极的发展与政府、政府主导的社会组织的伙伴关系，承接政府、政府主导的社会组织改革过程中转移出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功能，并在此过程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这一理论可以有效解释中国共青团及其领导的官方志愿服务组织与草根志愿组织在实践中形成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社会协同关系模式。
作为本文考察的个案河北402爱心社，是河北省较早成立的草根志愿服务组织之一，其自身发展过程、与共青团的互动关系过程都具有一定典型代表性。402爱心社曾经先后使用过402爱心帮助小组、河北网友慈善402爱心社、河北省慈善总会402爱心社、402爱心联合会等名称，是一群以“净水瓶儿”（注：此为402爱心社社长李雪来的网名）为代表的活跃于“百度正定贴吧”、“百度石家庄贴吧”等网络社区中的热心公益慈善和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领袖式的网友发起成立的一个以互联网络为主要活动场域的草根志愿组织。因为社团成立的那一天为
2．共青团与草根志愿组织实现社会协同之探因
（1）技术与社会之机遇。一是互联网等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建构了草根志愿服务组织兴起的社会资本，使得草根志愿组织得以轻松超越地域限制、克服资源限制、打破体制桎梏，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扩大了范围、方便了联系、强化了集聚，成为了草根志愿组织雨后春笋般崛起的重要工具变量。“在网络平台上，网民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展现自己的个性；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感兴趣的组织；并且通过网络组织发起活动，组织成本几乎为零，建立组织、开展活动几乎成为人人可为的事。”（闫加伟：《草芥：社会的自组织现象与青年自组织工作》，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出版）河北402爱心社的兴起正是借助于百度正定贴吧、百度石家庄贴吧、长城网论坛、腾讯同城等地方性网络社区或者门户网站的地方论坛等互联网技术所提供的场域空间，之后，社团进一步还建立了自己的网站“河北402爱心社团网（www.402aixin.cn）”，并建设了十多个工作QQ群以及飞信群，尝试将QQ群、飞信群、腾讯微博、新浪微博等公众喜闻乐见的新媒体工具纳入开展服务、公开业务、宣传推广的工作体系。二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深入推进与公众社会参与意识逐步增强。政府职能与机构改革也在不断深入，一大批原来被政府以及共青团组织垄断的管理职能得以归位于市场和社会，释放出社会空间，为草根志愿组织发挥作用提供了宽广舞台。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下培育出的个人主体意识和自我责任意识的日益觉醒，加之意见表达体系与渠道的日益拓宽，青年公众参与社会建设的主体意识逐渐得以激发，并不断实现从“被志愿”到“要志愿”的转变，他们以一种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身志愿服务运动，并依托于此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作为一股建设性的力量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2）共青团组织之困境。一是青少年社会服务供给结构性失衡。社会分化不断加速，城乡、地域、阶层之间青少年在享有社会公共服务产品方面存在着较大差距；社会生活领域也在不断多元化、异质化、差异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新的青少年社会管理服务领域，青少年需求呈现出的小众化、分散化、差异化现象使得共青团组织在现有的传统组织框架和现有青少年公共服务格局下已难以独立支撑对青少年对于社会需求之供给。二是流动与分化条件下青年群体之挑战。青年群体的流动性、分层化特点也日趋明显，流动人口的主体是青年，青年人在地区、城乡、产业间的流动性日益频繁、广泛；即使是体制内的青少年其生存形态也呈现出单位化、个体化和自组织化并存的局面。这就使得传统的团组织设置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网络社会和流动社会的青年工作需要，越来越多的流动青少年游离于体制之外，难以被共青团组织有效覆盖，如何实现“使团的基层组织网络覆盖全体青年，使团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影响全体青年”成为了共青团扩大当执政青年基础的现实考验。
（3）草根志愿组织之困境。一是法律合法性困境。长期以来“双重管理”对于在“嵌入式”国家—社会结构的夹缝中成长发展起来的草根志愿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往往成为难于逾越的挑战。2007年4月，402爱心社经过考察被河北省慈善总会吸收为分支机构，以一种类似于政府主办社会组织的内设机构的方式实现了合法性身份。然而，后来这一局面被打破，根据2008年4月民政部出台的《救灾捐赠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为规避由此可能带来的政治和政策风险，河北省慈善总会决定不再授权任何分支机构开展活动。这样，402与河北慈善总会解除了挂靠关系，再次陷入了合法性困境。二是草根合法性困境。处于社会组织发展的初级阶段的草根志愿组织立足于互联网络的活动方式与组织形态带有随意性、自由度和缺乏有效管制的特征，呈现出先天性的规模较小、缺乏规范、资金有限、专业化不足、人力资源缺乏等局限性，一方面导致了其易引发公众质疑的潜在隐患，这些质疑主要集中于财务公开状况、公益活动动机、组织合法性等方面。
二、共青团与草根志愿组织社会协同的双向维度分析
共青团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纽带，是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青年群众工作最重要的载体（郑长忠：《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共青团发展——党的青年群众工作的新命题》，《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1期），其对于青年自组织的关注及相关工作开展，真正将这一分布广泛、数量众多却一直身处边缘地带的青年团体和人群纳入了党和政府的关注视野和工作范围，并由此掀开了共青团组织自身组织和管理创新的帷幕。
1．共青团之于草根志愿组织维度分析
（1）建构“枢纽型”志愿组织，提供合法身份和社会资本。对于先天弱小性的草根组织来说，其成立以后要生存首要任务就是获得生存发展的各类资源。而“枢纽型”组织的孵化器功能，就在于“不仅包括物理性支持、资金支持、行政办公辅助等一般意义上的基本服务，更重要的是提供价值增值服务，如能力提升、协调推广、财务托管、法律咨询等方面的服务”（黄晓勇：《中国民间组织报告<2011～2012>》，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出版），其功能亦应包括综合保障、能力培养、专业服务、资源整合、跨界合作和引导规范等方面。通过推动“枢纽型”志愿组织帮助草根志愿组织不断提升自身内部治理水平、提高协同治理能力，是共青团组织强化青年社会组织工作的重要政策工具，尤其作为一种中介的缓冲力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共青团社会管理创新可能的政治风险，使得一些有益的探索得以开展和延续。2009年初，在与河北慈善总会解除挂靠关系之后，402爱心社失去了挂靠单位，再次面临合法性的困境，然而此时恰逢全团重视及加强青年自组织工作的契机。
（2）提供目标诉求整合，搭建协同平台与合作经验。通过诉求目标供给，提供了草根志愿组织有序参与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项目中来，草根志愿组织与共青团的关系由过去的上下级的主从关系转变为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通过各种政策工具而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来引导草根志愿组织围绕共青团社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主要领域、重要项目发挥作用，积极创造条件拓宽草根志愿组织活动的制度空间和功能空间。这里的目标诉求可以分成两个方面看。一是合作，集中体现在平台搭建。可以说，共青团组织搭建的大舞台大平台所带来的广泛社会影响是当个草根志愿组织难以创造的，而能够承办或参与这些标志性活动对于草根志愿组织来说将是获得社会认同、提升组织能力的重要渠道。2009年，402爱心社积极参加了由团河北省委推动的“百万青年志愿者助力三年大变样”的各项工作，之后，402爱心社还多次承办和参与了共青团组织倡导的关爱农民工子女大型活动。通过“服务三年大变样”、“关爱农民工子女”、“社区转基因”等项目的实施，402爱心社在“服务党政中心工作”的旗帜下进一步找准了自身的角色定位，扩大了社会认同，并尝试在操作层次和技术层次学习到了如何与官方、高校志愿组织和其他草根志愿组织共同合作完成一些重要项目，积累了这方面的宝贵经验；而对于资源相对有限以及基层组织建设较为薄弱的共青团来说，将草根志愿组织及其志愿者的力量凝聚于重大项目平台上来，有效整合了社会资源。二是分工，共青团把主要精力和资源得以集中于青少年需求与权益的重大政策和项目上来，在微观领域的小众化、分散化的青少年需求上则支持草根志愿组织扮演提供者的角色，共青团给予间接支持。
（3）建立社会服务购买基金，提供资金支持和组织指南。作为全国最大、最成熟的青年组织，共青团具有完整的组织框架体系、完善的组织工作制度，共青团及其所属官方志愿组织建设的经验本身就为草根志愿服务完善、规范自身的组织和组织建设提供了指南。其通过规定资助草根志愿组织资金资源的条件等也提供了草根志愿组织注重自身科学发展的另一诱因。在河北青年爱心联盟成立后，河北省共青团组织进一步出台了资助政策，建立了“河北省青少年事业社会服务购买基金”，为通过评审的社会组织及其特色青少年公益项目提供资助，这一基金由团省委、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青年爱心联盟、网络志愿者联盟共同负责评审，规定了申报这一基金的资质条件，例如“具备较完善的管理制度及程序，可供社会索阅；能够公开组织内过往活动的资料，体现活动的真实性和效果；了解与其服务内容相关联的所有法律、法规，内部具备监察制度，以确保本身能够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聘请活动法律顾问，能够及时征询有关意见；没有触及法律或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活动记录”等等；并明确了主要的资助方向为百万青年志愿者助力“三年大变样”，关爱留守儿童，帮助“三失”（失学、失管、失业）青少年健康成长，关爱流浪乞讨未成年人、孤儿、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关注贫困生等方面。资金资助在引导社团明确组织功能定位、强化自身管理、提升活动效率、创建特色品牌过程中起到了积极诱导作用。2009年，402爱心社在实施接待石家庄对口四川汶川大地震灾区孩子来石参观访问活动时就通过规范化的项目运作方式申请了这一基金的资助，社团负责人李雪来曾表示这次申请基金经历还是多有益处，并期待能实现常态化以及扩展资助力度和范围。
（4）通过传播渠道拓展，提供草根志愿组织传播自身理念、树立社会形象的权威渠道。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并存的条件下，传统媒体或大众媒体依然具有权威性和群众性基础。因此，能够在传统权威话语中得到认可对于增加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在得到河北省共青团的认可和支持后，402爱心社的各类志愿公益活动便得以通过《河北青年报》、河北青年网等团属媒体得以报道，团省委甚至还在其设立的河北社会志愿服务网开辟了专门栏目宣传报道402爱心社以及其他各个草根志愿组织的活动进展，并建立了与多个草根志愿组织网站的相关链接。这种合法性资源的累积叠加也使得402爱心社的社会资本日益丰腴，其与其他官方媒体合作关系的建立也变得可能。2010年，在共青团河北省委的推动下，402爱心社与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所属的作为河北省四大主流媒体的重要门户网站的长城网建立起了紧密合作关系，并成立了长城网402爱心俱乐部，“大树底下好乘凉”，俱乐部成立后，402爱心社的传播渠道更加开阔，其社会影响力日趋扩大。当然，共青团组织也会借助于“两会”、“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等传统参与场所将402爱心社等草根组织的积极作用反映进入政府政策议程，形成了其在体制内的影响力及发展的良性环境。
2．草根志愿组织协同共青团社会管理服务的实践维度分析
（1）民间青年意见领袖、青年自组织提供了共青团组织对青年全覆盖的组织维度。“二级传播理论”作为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深刻揭示了无论是信息还是政策的传递都不是直接通过权威大众媒体直接传递给受众的，而是要通过意见领袖这样一个中介实现间接传递这样一个规律，在此过程中，共青团“不仅要考虑与不同类型青年之间遵循具有差异性的逻辑建立联系，而且还必须思考如何有效整合其他组织化力量，实现共青团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内的主导性地位”（郑长忠：《关系空间变迁的政治逻辑——中国共青团90年组织形态发展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5期），因此，这就要求共青团要实现“从以支配性为诉求的单维权力运行模式的平面化的同心型组织形态，向以引领性为诉求的多维权力运行模式的立体化的枢纽型组织形态转变”。因此，共青团组织在开展青少年工作中可以积极的发挥意见领袖、青年自组织的中介功能，依托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的公益意见领袖、青年志愿组织来实现联系青年、凝聚青年、服务青年、引导青年的宗旨。这也就是说，通过与草根志愿组织的社会协同，共青团得以延伸了自身的工作触角，将工作对象从过去的仅仅有效影响、有效覆盖体制内青年拓展为可以有效影响、有效覆盖体制外青年及青年组织，同时这种影响和覆盖方式由过去的类似于“B
（2）草根志愿组织拓宽了共青团倡导的志愿服务运动的操作层次技术策略探索。志愿服务对青年对社会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如何把有意义的事情变得有意思，始终是共青团领导下的官方志愿组织始终探索的一个问题，过去官方志愿服务运动在实践中呈现出以高校学生为主要目标群体的倾向性，社会青年的志愿服务参与渠道相对有限；现有官方志愿服务组织与制度框架，由于受到官僚科层体制与文化的制约，难以超越自上而下的动员逻辑，存在一定的形式化、同质化、单一化的局限，在实践中也呈现出难以为满足青年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局限。而草根志愿组织的一些探索对于志愿服务的微观层次、技术层次的问题的提供了有价值的解答，或许这份答卷将对于志愿服务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一个例证是“微公益”理念及其操作化。以河北402爱心社为代表的草根组织也采取了“做实事、平民化、扎根基层、不涉及政治以及实现低成本操作”（朱建刚：《草根NGO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开放时代》2004年第6期）等策略应对自己所处的草根困境。2011年，河北全省共青团组织均倡导开展了“一日捐”的活动，这些活动也都是“微公益”理念的借鉴和发展。另外一个例证在于爱心对象界定方面策略的改进方面。402爱心社为代表的草根志愿组织因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更加灵活，因此在与探索有效界定需要道德帮助的志愿服务对象方面具有更显著的敏感性和优越性。402爱心社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出一条“一对一帮扶孩子成长教育”计划。一方面通过公众推荐、实地调查等方式明确爱心帮助对象的真实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口帮扶”提高了效率，实现了透明化和公信力。
（3）草根志愿组织自律机制的完善提供了共青团管理青年社会组织的鲜活的现实经验。402爱心社在接受共青团河北省委的直接领导之后，更加注重维护这种与共青团组织的默契关系，他们借助于对共青团组织及其领导的各类青年志愿者组织规范化的机构设置、制度建设、工作程序等组织建设范本的观瞻和学习来反思自身的社团内部治理，无论是在活动内容和活动形式上更加注重自律建设，强化分设机构及成员的管理，努力避免任何可能的越轨行为以避免可能的政治社会风险对这种合作的破坏。402爱心社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就曾经历了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在2007年遭遇网络公信力危机后，加入河北慈善总会，并首先完善了捐资来源以及资金使用去向为主的财务公开制度，例如建立了《402爱心社财务管理制度》、《402爱心社办公室管理制度》等，并着重实现了财务信息、捐赠信息的透明化，社团活动的公开化。第二次飞跃则是在加入河北青年爱心联盟并接受团省委权益部指导后，这次飞跃则是对于组织机构设置及职能分工、人力资源配置及培训考核、社团相关工作制度健全规范、公共关系策略完善等各方面齐头并进的提升，这次飞跃并非在共青团行政命令下实现的，而是借助于共青团组织的志愿服务培训研讨、各地各类型草根组织领袖交流学习活动、申请青少年购买资金的社团自身条件要求等间接方式，以一种循循善诱的鼓励和引导下得以实现的。这为共青团组织引导更多的青年自组织、网络自组织通过强化自律建设促进在社会管理和服务领域的有序参与提供了典型案例和示范样本，共青团组织可以将这种经验和规律尝试运用到一些新成立的草根青年组织的管理和服务中来，更好的实现共青团与草根青年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通力合作、协同发展，真正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三、各类志愿服务组织之间的社会协同实践维度分析
1．草根志愿组织与社区志愿组织的社会协同
402爱心社提出“地头慈善”的理念，这与河北省共青团组织倡导的社区转基因项目具有较强的契合性，同时也满足了社区层次公民参与与自我治理之需求。2009年起，河北省团组织发起了社区“转基因”工程，旨在一方面借助民间志愿服务资源和优势引入团组织，以改造行政力量主导下的传统志愿服务，破解其发展瓶颈，探索社区志愿服务的新机制；另一方面也使得共青团的优势资源为草根志愿组织施展影响力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和空间，实现优势互补，因为根据团中央和共青团河北省委的工作安排，社区工作尤其是社区志愿服务工作始终是其“基本立足点和着眼点”，一个例子就是自2005年起，河北共青团就雄心勃勃的提出在五年时间内每年创建省级扶老助残示范性社区40个，并且在这些示范性社区“实现有需求的老年人和残疾人能得到青年志愿者100%的服务覆盖”，为了配合这一目标，河北共青团还从2006年起将其能够掌握的“三支一扶”志愿者中加入了社区志愿者，使其进入这些扶老助残示范性社区开展工作。而进入社区，与社区志愿组织的协同发展事实上也为其各项助学、扶残等业务在社区的开展，设立爱心社在社区的小据点提供了更多便捷，也使得其意外受到了许多爱心人士的关注，获得了诸多爱心捐赠资源，更重要的是提升了志愿服务的质量，逐步实现了志愿服务由“救助性服务”向“公共性服务”延伸，活动的组织由“体能型”向“专业型”转变，活动的方式也由“运动式”向“经常化”拓展。
2．草根志愿组织与官方、高校志愿组织的社会协同
以共青团组织领导下的青年志愿者协会为代表的官方志愿服务组织具有制度环境方面的天然优势，其与生俱来的法律合法性、工作资源、社会资本和政策优惠是草根组织难以企及的，然而自上而下的组织框架与动员逻辑又使得其具有较浓郁的行政化倾向，其活动的社会基础与吸引力存在不足。共同的价值诉求和结构性的组织优势互补，使得两类组织在实际志愿服务活动中既具有一定竞争性，也具有合作联合的强烈内在冲动。草根志愿组织在共青团话语与工作体系中得以认可，使得双方合作的政治风险忧虑得以化解，而枢纽型志愿组织的建立又提供了两者协同发展的开阔平台，高校青年学生长期以来以个人身份参与草根志愿组织活动的现实又构成了协同发展的天然纽带。2009年初，402爱心社与河北共青团组织建立直接联系之后，其与高校、官方志愿服务组织的合作建设、协同发展亦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402爱心社与河北师范大学、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石家庄经济学院、石家庄外事学院、石家庄邮政学院、东方美术学院等高校的志愿者与志愿者组织时常联合在石家庄附近开展以关爱老人、扶贫济困、捐资助学为主要内容的慈善公益、社会实践、宣传推广活动，特别是在寒暑假期间，高校志愿者与草根志愿组织合作以社会实践等形式在家乡开展广泛深入的志愿服务活动的情形越发普遍，这些活动一方面促使了高校志愿服务对于自身被广为诟病的“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模式的动员式志愿服务活动的缺陷有了反思，促进了高校共青团组织思考如何跳出形式化的桎梏，探索发挥高校的科学研究重镇、智力资本人才资源集中的突出优势深入系统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也提供了草根志愿组织更为丰富的人才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身人才资源缺乏、专业化不足的短板。值得注意的是，草根志愿组织与高校志愿组织的社会协同为共青团探索复合型团青关系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启迪，按照传统的组织建设逻辑，高校的青年志愿者已经有高校的共青团组织和志愿组织进行了覆盖，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认定高校青年志愿者已经被覆盖了，但是也正如上文所讲青年人的生活领域已经日益丰富分化成了诸多领域，青年生存状态也单位化青年、原子化青年和自组织化青年相互交叉，青年的现实社会存在与虚拟社区存在并存的局面，这样，共青团对青年的覆盖或者准确说应当叫“整合”就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性关系，而应该呈网络化复合化的关系范式。
3．草根志愿组织与农村志愿服务的协同发展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城市农村二元格局中，社会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供给多倾向于城市，农村居民所享受到的社会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不仅种类少，而且数量不足，而青年人口的流动又主要向大中城市集中，因此，农村所面临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存在着严重的瓶颈薄弱环节，农村青少年工作、农村共青团组织建设也一直是团的工作的薄弱环节之一。过去农村的志愿服务活动更带有典型的“植入式”或者叫“外嵌式”（谭建光：《中国农村志愿服务发展报告》，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色彩，也就是农村周围大中城市的志愿者、国际志愿者等外来志愿力量进入农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402爱心社所关注的重点正是位于太行山脉沿线的灵寿、行唐、平山、赞皇山区里的青少年以及其他弱势群体。而在一次次的往返于山区的志愿服务活动中，402爱心社在于一些山区村落的善举激发了当地民众的公益慈善理念与热情，一些协助402爱心社的当地志愿服务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不仅包括原有农村居民、返乡农民工，有些还包括了农村籍大学生、大学生村官以及“三支一扶”志愿者等）逐渐建立了一些小规模的志愿服务圈群，这些圈群有些成为了402爱心社的基层组织或分设机构、联络点等，有些则成为了新成立的草根志愿组织，他们模仿402爱心社的志愿服务模式，尝试独立开展或者与402爱心社联合开展农村社区的经常性志愿服务活动，这就使得|农村“外嵌式”逐渐向着“内生型”与“外嵌式”并存的方向发展，加之上文所说的高校志愿服务模式的新探索以及共青团组织一直以来的“三支一扶”志愿服务力量，农村的志愿服务得以逐渐呈现出新气象。通过草根志愿服务组织及其启迪的农村内生性志愿服务圈群的发展，弥补了共青团组织志愿服务工作的短板，亦为共青团强化农村青少年工作提供了抓手。
4．草根志愿组织与NGO化大众媒体的协同发展
对于草根志愿服务组织来说，如果能够巧妙的借助于新媒体，尤其是具有坚实公信力基础、广泛受众对象、普遍社会影响的大众传媒的力量行销组织的正面形象，将对于强化组织的社会认同度，同时争取政府部门的支持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客观上也能起到扩大组织合法性的功能，倘若能做到这些，将对于草根志愿组织创建所依托的自媒体、新媒体生存策略与传播策略形成重要的互补效应。而对于大众媒体来说，如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达致平衡进而确立自己的定位与价值一直是其努力探索的重要目标，即要以同时做到“让党放心，让读者满意”为指针来指导自身改革发展。在此过程中，一些主流媒体逐渐探索出了一套类NGO化的生存策略，他们在主流话语所能够接纳的范围内发挥自身的自主性，并将关注领域向着社会生活、民生领域倾斜。其策略模式与草根志愿服务组织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彼此惺惺相惜，这构成了两者合作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一些记者等媒体从业人员本身就是一些草根志愿组织的发起人或骨干，他们直接组织参加草根组织的活动或对其进行跟踪报道，构成了合作的天然纽带。草根志愿组织无法达致双重登记注册的目标，按照严格意义的界定应该算是“非法组织”，然而，这些组织的大量出现以及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自己的建设性作用，其主流不仅没有带来社会动荡、政治风险，反而成为了政府的帮手与伙伴，甚至被共青团等组织以官方志愿组织的团体会员或分机构的身份给与合法性供给，使得高举主流话语与自主精神两面大旗的主流媒体得以与草根组织广泛接触，对其活动给予积极报道，提升了其公众形象与社会地位，扩大了外部资源。402爱心社的发展轨迹亦说明了这一点，2007年前后，当402爱心社遇到信任危机的时候，彼时河北乃至全国主流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并非众口一词的职责或责难，而是基于客观的、反思的视角，在一定的实际调研的基础上对402爱心社志愿服务活动的困难与生存的制度环境进行了一定的深入思考，并提出了强化监管与发挥作用并重的政策建议。在402爱心社加入河北青年爱心联盟，接受团省委领导之后，爱心社与河北省乃至全国一些主流媒体的联系更加密切，这甚至让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省委宣传部对其认可也逐渐增加。共青团组织亦积极创造条件让爱心社的志愿服务事迹通过主流媒体得以弘扬，402爱心社负责人更是多次接受媒体专访、面对公众。2011年，在河北团省委权益部的大力支持和联络下，402爱心社得以加盟河北省委宣传部分管的全省第四大主流媒体长城网，挂上了“长城网402爱心俱乐部”的牌子，也就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爱心社亦十分珍视这次合作，将“走基层，为群众；讲文明，树新风”列入为社团的宗旨之一，从此之后，双方先后合作开展了“善行天下，爱满人间”等主题活动，402爱心社与主流媒体的此种合作模式是一次积极的创新，对于草根志愿组织与主流媒体的联合方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总而言之，建立与草根志愿服务组织社会协同新型伙伴关系的基层设计与实践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成为共青团组织社会管理服务创新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积极尝试，对共青团组织实现自身组织建设的飞跃以及更全面深入的在社会管理服务创新的大背景下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大格局下继续扮演重要而独特作用产生重要的推动意义，亦将为社会组织管理部门完善社会组织管理服务的顶层设计以及全面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供一些可资研究借鉴的样本。
注：该文为朱峰主持的2012年民政部部级课题“网络公益社团发展与青年社会组织社会管理服务创新研究”（编号：2008MZACR001-1278）、2011年河北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河北省草根志愿服务组织发展及对策研究”（编号：S2011410）和2011年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保定市草根志愿服务组织发展研究”（编号：201102182）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受到2011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高校志愿者服务新农村和谐民生建设对策研究”（编号：201101389）的部分资助。
注：该文获第八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塈中国青少年研究会2012年优秀论文三等奖。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责任编辑：杨长征、杨平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科研管理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