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整合是社会学的术语，与社会分化相对应。群众工作属于当代中国政治学范畴。两者在现代化进程中有机融合。社会整合的主要对象是人民群众，群众工作是社会整合的重要手段。当代中国，正发生着自鸦片战争以来最为深刻的社会转型之一。社会结构的现代性趋势在复杂的冲突性震荡中不断增强。（注：社会结构是社会主体<人>及其生存活动、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存在方式。主要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其中，社会阶层结构是核心。）有着九十多年奋斗史、六十多年执政史的中国共产党主导着这场社会变革，并通过自身及外围的组织网络和制度体系来实现社会整合，也实现着对青年群体的整合。
一、中国需要领导，社会需要整合，青年需要组织
为什么要从这一基本的常识性问题谈起呢？因为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一是政府失灵论。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所有的公共物品。加之中国目前官员中的一些腐败现象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于是有人说，政府靠不住，不可信，最终还得靠民众自身或民间组织。二是去魅论。韦伯曾经指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世俗化、去魅化的过程。也就是去神秘化和神圣化。于是有人就认为，现代社会不再需要高高在上的权威，不需要执政党、政府像父亲一样指手画脚。
众所周知，国家、社会都是由人的复数构成的。古今中外，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需要领导、管理和组织，只是由于资源禀赋、地理环境、经济生产、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而形式各异罢了。比如，美国独立之初，刚从欧洲中古的封建制度中解放出来的人们，在拓荒过程形成了独立的个人人格，对于一切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都非常憎恶。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古代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和儒家思想文化，孕育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的中央集权体制。另据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的研究，东方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与治水密不可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的组织，“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的人总是巧妙的准备形式最高统治权力”（[美]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国正是这一特征的集中反映。同时，高度集权的体制也形成了民众对官方一种路径依赖，“国不可一日无君”就是中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传统理念。1840年之后的近一个世纪里，中国始终没有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主要是因为科技落后、经济落后，同时也在于政治腐败，体制僵化，导致民众一盘散沙，离心离德。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上半叶获得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很大程度取决于在先进政党的召唤和引领下，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觉醒与凝聚。1992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如果按照西方自由经济模式，恐怕要用同西方一样的20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从无序走向有序。要发挥后发优势就需要强力引导。而且从现实国情来看，越是走向现代社会，各种问题就越复杂：“市场经济的冲击余波未了，全球化、民主化、信息化的浪潮又不期叠加。分配焦虑、环境恐慌，拼爹时代、屌丝心态，极端事件、群体抗议，百姓、社会、市场、政府的关系进入‘敏感期’。”（《激发中国前行的最大力量》，《人民日报》
青年历来是推动社会变革的生力军，从革命、建设到改革开放，莫不如此。个体青年的力量是单薄的、微弱的。一般情况下，人的行动都是在某种价值理念的支配下发生的，共同或近似的价值观往往促成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仅仅从年龄段上简单把青年人归为一类，就如同一堆马铃薯，虽然因为类聚而处于同一时空，却是互不粘连的、相互游离的单体状态。只有在价值理念的共同体内，青年才可能在思想上相互认同，在行动上达成一致。而且这样的成员愈多，群体愈大，集体行动的效应就愈强。当代青年因为市场经济对单位制的解构而呈现原子化状态，同时又因内在需求而表现出再组织化倾向。原子化状态使青年特点呈现多样化，再组织化倾向则表明在现代社会谁也离不开组织——体制内或体制外组织。两者之间体现着某种社会张力。
二、谁来领导中国，谁来整合社会，谁来组织青年
封建帝制结束后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领导？当然是需要是政党而不再是某个人或某个家族。李普塞特认为，政党是“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一方面，每一个政党都建立了跨地区的沟通网络，并通过这种方式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另一方面，正是它的竞争性帮助建立了超越融合小团体和帮派之上的全国性政治体系。”（[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能够领导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的政党必须符合这样几个条件：一是党的意识形态被社会广泛认同；二是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是有强大的组织力量；四是能够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近代以来对国家的领导和社会的整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没有做到，蒋介石时期的国民党也没有做到，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的中国共产党做到了。通过九十多年的奋斗，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革命党到执政党，在社会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这其中既有打天下——让老百姓站起来的历史合法性，又有治天下——让老百姓富起来的绩效合法性。
青年是社会中最为活跃的群体。青年时期形成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本上决定了其一生对国家、社会以及政党的态度。不论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青年运动，还破坏社会秩序的群体性事件，青年人都冲在最前面。因此，谁赢得了青年，谁就赢得了未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青年一致是党争取、团结和依靠的重要对象。当代中国，青年群体的整合、组织具有明显的特点。
首先，青年群体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整合、组织之下。一方面，执政党通过自己的政治理念和科学的执政纲领等来引领社会的发展，为社会的正常运行提供政治保障，为广大青年的全面发展指明方向。另一方面，党（或政府）通过中长期规划来推动社会发展，为青年提供舞台通过各项政策来调整利益、整合社会，引领青年。同时，党还通过政治录用，把很多青年精英吸纳到党内或国家机关，提供上升进取的通道。
其次，青年群体在共青团、青联、学联等体制内社团的组织覆盖之下。青年团成立的初衷就是作为“党的预备学校”，是“C.P.在青年群众中的一只手”。有着90年历史的中国共青团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全国青联的成立是为了团结“愿意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而共同努力的所有青年团体，青年的科学艺术工作者和热心社会事业的人们”。现阶段，全国青联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中国共青团为核心力量的各青年团体的联合组织。全国学联顾名思义就是全国学生的联合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高等学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和中等学校学生会的联合组织”。这三大青年组织在理论上覆盖了全国绝大多数青年。
再次，青年群体自愿结成各式各样的自组织。五四时期，以研究新思想、改造旧社会为宗旨的社团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大量涌现。受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影响，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显性自组织如行会、帮会等，隐性自组织如同学会、老乡会等，由来已久而且比较普遍。当代中国，在市场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双重作用下，以共同兴趣和爱好为纽带，以新媒体为主要联络方式的青年自组织大量涌现，影响的青年大概有几千万人。这些组织不一定（有些也必要）完全获取国家权力的政治认可，却具有满足青年内在需求的特性，具有巨大的生机和潜力。
当代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掌控和调配绝对的社会资源，青年发展自然是在执政党所设计的国家、社会发展路径之中。共青团、青联、学联等作为党的外围组织，既联系着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又联系着普通青年。青年自组织的成员大多数体制外青年，这部分青年是青年的多数。党和政府要支持、指导青年群众工作，主动为青年自组织的活动提供合理化和制度化的通道；体制内青年组织要加强和完善，增强对青年群体的凝聚力和引导力；青年自组织要不断提升素质。
三、如何领导中国，如何整合社会，如何组织青年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一个社会要达到整合的目的，必须具备这样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有足够的社会成员作为社会行动者受到适当的鼓励并按其角色体系而行动；二是使社会行动控制在基本秩序的维持之内，避免对社会成员作过分的要求，以免形成离异或冲突的文化模式。领导中国、整合社会、组织青年，一方面需要刚性的规划、政策和法律等，另一方面需要柔性的群众工作——中国共产党为完成自身的历史任务、为维护和实现群众的利益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立价值认同。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建立在共同的情感、道德、信仰或价值观基础上的以结合或吸引为特征的联系才是根本之道。尽管这种联系是无形的，但它却是一种非常实在的力量，所有社会成员无一例外的受到这种力量的牵引和控制。正是靠着这种联系，社会才获得完整的存在。在社会成员全力以赴进行革命和建设时期，价值认同易于达成。在生产方式多样化、就业形式多样化、利益需求多元化的时代，党提出的共同理想、核心价值系的确受到了包括青年在内的广大民众的认同，但认同度、认同率是需要认真考量的。因此，共产党要坚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提出适合时代发展的新的价值理念来赢得民众。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方面都应当是党的政策和决议的积极的宣传者和执行者，在广大青年传播党的政治理念并争取更多青年的深度认同与支持。
第二，构建组织网络。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非组织化”的现象，很多青年人又处于“马铃薯”状态，个人不隶属于任何组织是非常普遍的情况。这种非组织化的重要表现，就是单位体制的弱化，个体农民、农民工、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等这些无单位个体的大量涌现。严密的组织网络是整合社会的重要依托，执政党的大部分经验也在于此。面对非组织化现象，执政党必然要加强农村、民企、社区、协会、自组织等有形单位的组织重构，延伸组织触角，扩大组织覆盖，努力做以“纵到边，横到底”。团组织建设也是如此，哪里有青年，就把组织建立在哪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构建组织网络不能搞一切，也不能通过行政命令，要因势利导，建政治组织条件如果一时还不成熟的，可以先建兴趣组织、志愿组织；可以多提供平台，为青年个体的不同需求服务、为青年自组织的发展服务。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尽可能多的青年在组织的视野之内。
第三，综合利益表达。世界政党发展史证明，一切脱离大多数群众利益的政党都是不能长久的。谁忽视多数群众，群众就会抛弃他。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决定了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时刻注意群众在想什么，缺什么，苦恼什么，真正做到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办实事，谋实利。共青团也是这样，如果不能立足于青年，担负起维护青年正当权利和利益的责任，就会削弱青年群众基础。同时，又要把握好利益实现的现实性和阶段性，注意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青年愿意不愿意让共青团代表，想不想同共青团讲真心话，这取决于团组织特别团干部对待普通的青年的态度是否真诚，取决于青年利益表达渠道和机制是否有效。
第四，创建和谐秩序。维持现代社会良性运转最重要的价值是公平正义。改革开放30多年了，都小康社会了，但很多人还是感到一种被剥夺感，“仇富”、“仇官”心态比较普遍，为什么？物质生活的改善代替不了心理的平衡与宁静，更多人是在“仇不公”，渴望的是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中国共产党作为经济社会的领导核心，是社会秩序的创造者、维护者，负有重要职责。只有当党倡导的价值理念与时代发展、百姓心声相一致时，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风向标。青年群体的上升性、发展性决定了他们比其他群体更需要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青年在发展过程中同样需要正确体认构建公平正义秩序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这一认识、体验过程中，共青团、青联、学联等青年组织可以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
注：该文获第八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塈中国青少年研究会2012年优秀论文奖。
作者单位：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
责任编辑：杨长征、杨平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科研管理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