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村青年的生存状态与价值选择——城市化进程中的角色转型
发表日期：2008-03-17作者：编辑：system出处：
本文中所谓的农村青年，是出身、成长于中国乡村地域的青年农民。尽管他们中的很大一部份人在土地上从事着传统的农业劳动，但他们中一部份有能力、有志向的青年农民在其职业发展意向上并不天然地选择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因此对农村青年的界分是从地域角度来进行的，而不是以职业角度来划分的。那么本文主要考察与城市化进程相伴随的乡村转型背景下，当代中国农村青年的现实状态、发展路径与价值选择。
一、缘自土地的悖论：城市化进程中当代中国农村青年的尴尬境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呈现逐渐下降趋势，但是目前农业劳动力数量仍占劳动力总量比重的百分之五十；与此同时，农业剩余劳动力总数总体呈上升趋势，数量相当庞大。据权威统计：“中国现有农业劳动力4.7亿，耕地总面积为19亿亩，按每亩需要1人耕作计算，农业只需1.9亿农业劳动力，加上乡镇企业吸纳的1.3亿农业劳动力，共有3.2亿农业劳动力得到了充分利用，因而我国目前至少仍然尚有数量高达1.5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另寻其他出路。”（钟伟、巴曙松、赵晓、高辉清：《中国经济：如何造就未来20年繁荣》，载《财经界》2002年第10期）
中国农村青年的生活从其本然的意义上与土地紧紧连在一起。但现实生活中源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他们中的一些人却为了生计谋而逃离了土地。这或许是一种生存的悖论。土地作为农民生于斯、始于斯的生存资料，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已不足以承载广大农村青年的发展渴望。在乡村转型而带来的社会流动的滔滔人海中，农村青年的目光与脚步已超越脚下那片传统的土地，成为奔走四方的劳动主力军。城市化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农村青年随着这股大潮成群结队地涌入城市。但其中所隐含的问题却不可逃避。
1．城乡二元分化——农村与城市的结构性矛盾
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形成的历史背景是，建国之后的城乡分治政策通过价格“剪刀差”强制性地从农民手中索取农业剩余来发展重工业。而后的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且实行“户口登记条例”，现行户籍制度由此确立。城乡二元结构表现为城市——工业——市民和农村——农业——农民的两大对立格局，前者以后者作为补给线和开发对象。城乡经济在两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内运行，城乡之间的产品实行不等价交换，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农村的非农化和城市化进程基本停滞，经济结构被严重扭曲。
城乡二元分化是一种典型的差异化格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于悬殊，2000年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8倍，这种收入差距甚至比改革开放初期还大。城市的富庶繁华与乡村的贫困萧条形成鲜明的对比，到现在基本上是3个农民的消费相当于1个市民的消费，其特殊的“二元”景观处于一种对立的局面。马太效应的格局正愈加扩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愈加快速，乡村的经济困局愈加困难。城乡二元结构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等级制度，既缺乏公平又缺乏效率。它对于农村青年的发展是一种体制性的束缚。
社会学界用“断裂社会”一词来描述中国城乡分割下的社会状态。这种“断裂社会”是双重二元结构叠加混合而成。一种是“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不断地制造城乡之间日益加深的社会鸿沟。一种新的“二元结构”是——“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这就意味着过去城乡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消失，更为严重的是，它导致一个社会的不同部分，特别是城乡之间，几乎处于不同时代。这种不同时代，甚至具有两种文明的含义。现在，这两种‘二元结构’正叠加在一起，构成了21世纪的中国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108页）可见，农村青年在跨越其身份鸿沟的道路选择中，其所面对的城乡差异的历史与现实是相当严重的。
2．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困局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征途中尽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一些落后地区存在着想象不到的贫困与苦难、想象不到的悲壮与无奈。“截止2001年底，中国总人口数为127627万人，其中乡村总人口数为79563万人，所占比重为62.34%；全国总就业人数为73025万人，其中第一产业总就业人数为36513 万人，所占比重为50.0%。”（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93、118页）农民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乃至中国现代化的关键群体。但其生存与发展的中国乡村社会，异常特殊的资源禀赋条件仍是令人忧虑。土地资源高度稀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另外在一些农村地区黑恶势力当道，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在暗流潜动；而且转轨中的农村社会不能漠视基本的社会公正问题，围绕身份和财产的制度设计需要在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中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这种资源禀赋与社会情势条件不仅能够说明“三农”问题的实质，而且在主客观条件上说明了乡村社会困局的源由所在。可见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困局，其实质在于乡村转型的问题。
乡村社会远离城市中心，资源匮乏、信息闭塞、社会条件恶劣、经济相对落后。因为贫困，农村青年总体上受教育程度严重不足，只能依靠悟性和本能从父辈的言传身教里获得一些生存技能。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农村每10万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口有492人（城镇则是8899人），高中和中专起点的5316人，初中水平的有33266人，小学及以下水平的有42756人。”（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1页）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主要是因为大部份农村家庭无力支付教育费用。有人测算，就教育水平而言，目前农村青年的平均文化水平还不到小学5年级。大多数农村青年很早就被迫接过父辈无力继续承担的生活重担，靠透支生命和体力以换得延续全家生命的口粮。与城市青年相比，农村青年的青春非常短暂，早衰是他们的普遍特点。
乡村原有的自然条件并不尽如人意，加上小农意识的长期影响，乡村转型不仅要实现由传统小农经济形态向现代农业经济形态的转变，而且还要实现乡村政治发展——由依附型治理结构向契约型治理结构的转变。但城乡分割政策严重地阻碍了城乡之间劳动力资源的自然流动，从而限制了生产力要素的合理配置；同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限制在有限的土地上，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也给本来就十分稀缺的土地带来巨大压力，并且严重地阻碍了农村青年自我发展的步伐，限制了农村青年跨出农门的选择。
3．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的波涛汹涌
伴随农村青年眼界与思路的不断打开，乡村转型是青年农民走出困境的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以往“农村”这个字眼往往同闭塞、愚昧、落后相联系。这是长期农耕社会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因此在现代化的历史大潮中，让农村青年由乡村而城市（乡村城市化），由农民而市民（农民市民化），这是实现乡村转型的必经途径。据国务院发展中心最新发布的消息：“2010年我国城市人口将达到6.3亿。这就意味着未来几年间，将有3亿人由乡村转移到城镇，转向第二、三产业。”（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新跨越——当代农村青年报告》[1999-2000]，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实现乡村转型的核心环节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与创新。而与此同时，留在土地上的青年农民将会受到市场相对价格信号的引导安排生产、配置资源，从而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而现代社会城乡距离的缩短与交流的密切，让农村青年不仅仅是通过声像媒介读物，而且是感同身受地了解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知道“城市里的空气自由”。耳闻目睹城市生活的便捷化，慢慢地培养起他们对城市的好感，并使其对城市化进程充满憧憬。一颗跳动着热情的心灵，让他们成为实现乡村转型的动力人群，并意图有朝一日成为城市中的一员。
城市化使农村青年的城市生活不再只是一种梦想，而把青年农民从对土地的传统的依附中解放出来成为时代的必然。减少青年农民，转移青年农民，把一些适应城市生活的青年农民转变为市民，并最终实现城市化，是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的题中应有之义。一个较为完善的统一的城乡市场经济体系，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巧妙指挥下，包括土地、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能够进行充分的自由流动，在城市工业与服务业部门的高度扩张和较高的工资水平吸引下，依附于土地的青年农民将会源源不断地被吸纳到城市工业与服务业部门，并真正有效地推动城市化进程全面深入。
二、为了生存的突围：当代中国农村青年的社会流动与职业选择
1．当代中国农村青年的几种人生格局
农村青年既是变革的弄潮儿，又是风险的承担者、利益的拓荒人。农村青年缘于个人资质禀赋、努力程度、家庭背景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命运走向与人生格局，特别是在多样化的职业选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升学是当代中国农村青年“脱下草鞋，换上皮鞋”的主流化选择，也是现代精英社会知识效用的折射。学而优进城，学而优则仕，以受教育作为人生选择的厚势资源，以知识改变命运的作为换取自己新生活的资本。这不仅是借助升学，从户籍上改变自己农户的身份；而且是通过大学教育，赢取自己将来在城市职场上的入场券。从传统中国的科举制，到改革开放之后恢复的高考制度，尽管其形式褒贬不一，但都为中国广大的农村青年精英创造了一个梦想的阶梯。这是一个开放、平等、流动的通道，也是一个不断向上晋升的自主通道。读书破万卷，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靠上大学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已经由一例例生动的示范成为普遍化的路径选择，体现出替代式社会流动的进步轨道。由此它产生新的社会分层结构，也才能借助公正的社会升学机制不断推动社会进步。
而打工是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村青年，进入城市的主要选择。研究显示，目前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村青年实际上不会少于1.6亿人，占农村劳动力人口4.9亿的32.5%。据称8000万的流动民工中，其主体都是农村青年。从1978中国改革开放起，城市的现代化的速度加快，当土地不再能满足青年农民的生存期盼时。不少农村青年成了在农村──城市之间来回流动的“候鸟式”打工者。劳动密集型的城市民营、私营与合资企业，以及建筑行业成为吸纳农民工的主要企业。而还有一些农村女青年则在餐饮、娱乐、酒店等服务行业就业及从事家政、保姆等工作。另外在城市的街头小店、早市和农贸市场中，也可以看到许多青年农民的身影。
“能力强、有资金、会经营管理”的农村青年，投资当老板也是一种选择。在一些经济条件优越、生活富裕地区，农村青年能人在经济大潮中敢于搏击，勇于冲浪，从创办乡镇企业、投资办厂，到成为农民企业家、农村致富领头羊，在集体经济、民营经济与私营经济的领域中一显身手，以一人之富带动众人致富。1978年我国农村劳动者在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只有2827万，占总数的9.23%；而1996年这一数字达到13508万，占总数的27.55%。因此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乡镇企业，不仅为农村社会的飞越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大量农村青年“离土不离乡”创造了就业的可能。
而留在土地上的农民青年，是农村农业劳动的主力军。无论是自耕、还是受雇于他人，无论是机械化作业、还是手工劳动，他们矢志不渝地继承父辈的选择——以土地作为生存资料。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仍是农业经营收入。尽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成为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实践者，成为现代农业技术耕作与经营的受益人。但他们中的更大一部分人保留了传统农民的劳动手段与本色，其生存境地与经济状况仍然令人担忧。
2．城市化中的社会流动——当代中国农村青年改变人生的路径选择
社会流动，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出于职业或社会地位的变动过程。最早专门研究“社会流动”的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把社会流动定义为社会位置（social position）的转移，具体分为社会位置的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Sorokin，1927）。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社会流动主要有两重涵义，一是垂直流动，二是水平流动。垂直流动，最典型的就是人们地位的上升和下降。水平流动就是不改变社会地位的流动。当代中国农村青年的社会流动从其属性上看，既有以打工为代表的水平流动，又有以升学代表的垂直流动。
农村青年水平流动属于复制式社会流动，它是身份社会的体现。在这种社会流动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受家庭、身份、财产、地位的限制，在复制式的生命轮回中衍生社会不平等的代代相传。诚如中国民间的一种说法：即“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种子承父业的“生命周期”，反映的是一种复制型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结构。它的背后，其实质是一个不平等与不流动的身份社会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当代中国青年农民的每一次流动，都会使他获得一种社会地位。尽管这种社会地位并不是如他所愿，但毕竟在此是社会个体自己后天获得的资源——“后致性因素”影响了他的社会流动，而不是他先天继承的资源——“先赋性因素”影响着他的社会流动。而且令人欣喜的是，农村青年在社会流动中，长了见识、学了本事、变了观念；在社会流动中，为农村产业调整转移了剩余的劳动力，为城市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在社会流动中，他们又把财富和文明带回家乡，拉近了乡村同文明和现代化的距离，并促进了一个自由平等的开放社会的形成。
但回顾过往，安土重迁是中国人特别是农民的传统，“父母在，不远游”这一传统同几千年的农耕社会密切相关。历史上，农民的流动总是同躲避战乱与自然灾害相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外部世界几乎没有什么需求，以至许多农民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自己生存的那块土地。建国之后我国特有的城乡户口管理制度日益强化，因为自由迁徙权被限制，农民被长期束缚在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那一方土地上，不能自由流动、自由迁徙，加剧了本已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矛盾。
而发生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青年农民大规模的社会分化与流动，则是经济发展引起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这种劳动力转移主要朝向两个方面，一是离土不离乡的务工，二是进厂又进城的就业。“20年前，由于农村经济落后，极少有农民进入城市。90年代兴起的‘民工潮’，冲破了农民生活的地域限制，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务工，约有8000万农民在中国大地上流动，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宏伟景观。这其中，70%左右为35岁以下的青年人。……可以说，20年来我国农民的分化与流动，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对当代农村青年来讲，农民可以自由流动环境的出现，不但基于经济动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的解放，其意义非同寻常。”（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新跨越——当代农村青年报告》[1999-2000]，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农村的社会变迁在农村青年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社会流动则成为农村青年实现梦想的基本选择。随着中国加入WTO，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由于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劳动力市场具有充分的弹性，世界制造业的基地或中心开始逐渐向中国大陆转移。这无疑将会为当代中国农村青年改变人生的路径选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3．蓝领生活与白领梦想
中国农村青年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未来。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当代中国农村青年中的一大部分在其能够自主的年龄一般上都选择了对乡村的逃离。这种逃离是对一种新生活的向往。
一部分农村青年从进城务工的选择上来看，蓝领生活是其基本状态。这也是一种可实现的职业选择。产业工人阶层的人员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来自农村的“农民工”替换了城镇国有企业工人，具有农民身份的工人所占比例已超过半数，成为本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具体地说，在产业工人当中，持农业户口的人占54.9%，持非农户口的人占45.1%。农民蓝领工人成为产业工人的新兴力量。它是主要从事产业性的体力劳动，即在生产服务第一线围绕生产具体的产品或开展运输、商业与服务等类行业劳务活动的从事具体操作的职业。
作为“农民工”，他们也被叫做外来务工者，他们是新型产业工人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往往是分布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建筑业工人及服务业的相关人员。作为体制内或体制外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的蓝领受雇者。他们拥有很少量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与组织资源，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
当前，我国正处在产业升级迅猛发展的时期，即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产业（工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服务业）急速变迁的时期。“1999年的GDP中，第一产业占17.7%，第二产业占49.3%，第三产业占33%。……到1999年，第二产业从业人员16235万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18987万人。”（《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信息网）体现在社会流动上，就是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化为工业劳动力，这也对原有的产业工人阶层形成冲击与影响。
但他们要实现蓝领务工向白领职业的转换十分困难。毕竟没有知识积累、没有技术储备，特别是在没有学历作为文化凭证的基础上，想要实现蓝领向白领的跨越，基本上没有可能。脑力劳动对于他们来说，只能是心向往之，而无能为力。这种职业分殊的差异，如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存在天壤之别。白领梦想只能是一种对优裕生活与体面职业的期盼。这种期盼对于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部份农村青年来说，根本上也就不存在现实的可能
三、平凡中的伟大：当代中国农村青年健全价值观的塑造
1．草根生活的生命底蕴
当代中国农村青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其不甘于沉沦，但又事实上处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他们作为草根阶层的新生代，尽管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但由于他们现实中不拥有足够的社会资源，生存条件仍然平乏，人生命运依然坎坷。
现实生活中，缘于乡村社会发展的困难，许多人经常哀叹：农民日子不好过，农村青年没奔头。这里确实有乡村生活精神的贫乏、以及部分农村青年科学文化素养欠缺等原因。弥漫宗法制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怪力乱神充斥于世，宗教信仰的狂热情感往往容易取代积极进取的人生力量。在意识形态信仰淡漠的同时，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在农村青年那相对简单的头脑里容易趁虚而入，并转化为支配他们行动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力量。但由此也折射出他们朴实的人生性格，既有无知的蒙昧，也有单纯的实在。
无论是进城务工，还是扎根乡村，草耕生活的本色对于农村青年来说，是极其朴实与厚重的。尽管艰苦劳作之后的肉体痛苦和精神枯寂，是一种家常便饭，但也是一种生命底色。手上粗厚的老茧，脸庞绵密的皱纹，更有操不完的心事——父母的身体、孩子的学费、生计的各种费用，压在他们的肩上。苍白的精神生活以及窘迫的经济现状，折磨着大多数农村青年的身心。也许生活是平淡的，但平淡中却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诸种味道。在过去文学作品中令人赞许有加的农民兄弟率直、朴实、乐于助人等品性，也仍然在这一代农村青年身上得到体现。确实每个农村青年都是平凡的，但平凡人生却孕育不平凡激情。
千千万万的青年农民分布在大中城市的角落与广大农村，哪里风险大、工作脏累差，哪里就有青年农民。他们干的是城市居民嫌弃的苦活、重活、脏活和危险工种，为乡村的繁荣与城市的发展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任劳任怨的农民本色在此显露无遗。劳动是他们最光荣的人生宣言，也是草耕生活铸就的不平凡的生命乐章。尽管付出很多，收获很少。但他们甘于平凡，却不甘于沉沦。
2．立足基层的时代呼唤
农村青年是最基层的社会力量。他们来自乡土，深知土地的伟大与基层的呼唤。而我们的时代也需要一大批立足基层建设的青年精英。广大农村青年与他们的父辈一样，存在着强烈的恋土情结，他们深知，土地是他们自由的依归，也是他们生活的最终保障。“近几年由于农民负担过重、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农产品降价和进城挣钱的诱惑，某些地方出现了一些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和土地抛荒的事。但这决不意味着土地对于农民已经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新跨越——当代农村青年报告》[1999-2000]，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尽管在高歌挺进的城市化进程中，他们对城市的向往是一种人之常情，但他们中的一些优秀青年，志当存高远，却始终立足于脚下的土地。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城乡综合协调发展才是稳健的可持续性的社会发展。城市并不是一美百美，农村也不是一丑百丑。谁都希望拥有一纸城市户口，谁都憧憬优越舒适的城市生活。但城市的容量却是有限的。对只能在城市里暂时就业的农村青年来说，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几乎是微乎其微，进城打工至多也只是暂时减缓生活的苦痛而已。于是退一步，农村天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纵横驰骋需要一颗宽广的心。
“有文化、有技术”的农村青年立足于基层，并不有悖于积极进取、向上拼搏的精神。它反而是时代的最强音。农村基层比城市更需要人才，更需要青年人的加入与青春热血的浇铸。没有农村的发展，也就没有整个中国的发展。它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呼唤，也正是城乡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和谐社会的整体要求。
3．不懈努力的人生乐章
当代农村青年是向往知识、敢于求富的一代，是奔走四方、不懈努力的一代。这种努力不仅是体现在对知识技术的强烈渴望上，而且是表现在人生作为的弘毅进取上。这一代农村青年有近2/3的人离开过家乡外出打工或做生意，这是他们的长辈难以想象的。他们是吃苦耐劳的社会人群，尽管他们处于社会底层，但恶劣的自然条件培养了他们坚强的意志力。他们从小就与他们的父辈一起辛勤劳作，终年累月在酷暑下、在严寒中、在农田里、在灰尘中与贫困作斗争，在汗水与泪水间任劳任怨。
不屈不挠地迎难而上，积极进取地刻苦拼搏，这是绝大多数农村青年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可能。他们没有什么社会资源，也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本，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社会关系。因而可能在一些习惯了知足的农村青年心目中，他们为自己设定的生活目标很简单：男青年能找个媳妇，女青年能嫁个好人家，没灾没病，子孙满堂。其中所反映出的传统观念：“自给自足”、“安土重迁”、“重农轻商”、“小富即安，谨小慎微”、“多子多福”等，与传统农民的既有思想具有一致性。
但随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整个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现代交通与资讯传播手段的逐步普及，既使农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日益丰富的信息及交流手段，又使青年农民与时俱进地具有了自己的崭新观念。他们不再满足当前的现状，他们敢于出头、奋勇争先，多数青年农民已初具独立意识、竞争意识、契约意识、风险意识和科技意识。他们的眼界宽了，心眼儿活了，观念新了，干劲更足了。他们的素质在自我强化，自信度也随之增强。
虽然当代农村青年的文化程度比其前辈有了长足的进步，相对较高，但他们并不满足，因为他们普遍认为自己身边比较富裕的人主要是因为和“有文化、有技术、有能力”。这种认识使当代农村青年在学习与教育方面形成了“双高”趋向：即学习实用文化科技知识的高热情和对子女教育的高预期。他们是眼界开阔、观念较新、渴求文明进步的一代，青年农民信息量的增加，干劲与底气的增强，无疑可以变成一种资本和财富，进而推动农村乃至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这也反映出当代农村青年不甘现状、勇于开拓、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
四、结 论
农村青年是当代中国青年的主力军。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农村35岁以下人口有4.54亿，占全国同龄人口的63.78%；其中15-34岁人口达2.49亿，占全国相应年龄人口的59.22%。”（《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1]》，第45页）农村青年是中国社会现代化伟大实践的主力军，是推动农村发展、农村转型的重要力量。这样一群人数庞大且充满生命力的青年人的生存状态与价值选择，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农村的精神风貌和未来发展趋向，也影响着整个民族处境的前途和命运。
关注农村青年，新的“乡村建设运动”势在必行。这也正是关注农业与农民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尽管大多数农村青年在挑战中不断超越自己，在困难中不断拓展自我；但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农村青年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对暴力的崇尚、对低俗的趋奉、对丑恶的不辨、对人道与善良的践踏和对人间惨象的麻木不仁，这些现象令人痛心，这种倾向令人担忧。
农村青年与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一样需要的是大发展和合理转型，而决不是仅仅停留在解决2.5亿农村青年的温饱问题上。因此，关注农村青年，研究农村青年的现实状况与精神状态，给他们一点关爱，尽力帮助他们挣脱贫困的泥潭与半蒙昧状态的精神枷锁，对于消弭社会鸿沟，消除社会冲突，协调社会发展有着极其现实的意义。确实城市经济现在应该开始反哺农村，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拖延逃避了。在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和商品化进程中，在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创业潮”的开拓性实践中，在开放、平等与公正的社会流动中，农村青年应当立足于脚下的土地，努力塑造适应小康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观念，创造农村青年开拓进取的崭新人生。
作者：周国文（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注：该文获第二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塈中国青少年研究会2006年优秀论文二等奖。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办公室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