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的技能取向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发表日期:2008-03-17作者:编辑:system出处: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的迅速普及,企业对劳动力的雇佣以及使用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高低技能劳动力(按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划分,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为高技能劳动力,其他为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和工资差距日益扩大。国外学者认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Skill-biased technical change,简称SBTC)是导致上述现象产生的主导因素,即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倾向于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Acemoglu,1998等)[1]。就这一趋势本身而言,它应该是有利于改善青年就业状况的,因为当今青年的整体教育水平较他们的父辈有了显著的提高,而且他们年轻,善于吸收新的知识和技能。然而,我国青年就业的现状是不仅低文化程度青年的就业压力大,高学历青年如大学生也日益感叹“就业难”。表现为:一方面历年大学生就业率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日益趋向大众化,即研究生从事本科生的工作、本科生挤占专科生的职位,更有多家媒体报道大学生身价等同农民工、出现“零工资”大学生就业群体等。
在我国整体劳动力素质偏低、具备高等教育学历者相对稀缺的形势下,如何解释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学术界从供给、需求、劳动力结构、制度、心理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研究(邓希泉、安国启,2003[2];曾湘泉,2004[3];刘帆,2006[4])。然而,我们认为,忽视当前技术进步飞速发展的宏观背景,单纯基于大学生供求、制度等角度的解释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要深入理解这一问题,需要考察技术进步的类型和特性及其在我国的发展态势,深入研究技术进步的技能取向对大学生乃至青年就业的影响。
 
二、技术进步的技能取向对大学生就业影响的机理分析
 
一直以来,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倍受国内外理论界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学术界一致认为,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既促进就业增长,又会造成失业。国外学者们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研究:(1)技术进步对就业总量的影响研究。针对这一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存在着两种观点之争:一是消极说,即认为技术进步使得企业持续用资本替代劳动力,导致“技术性失业”(Aghion和Howitt,1994)[5];二是积极说,即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是多维的,包括直接的消极影响和间接的就业补偿及创造效应,从长期而言技术进步有利于就业增长。目前,学术界已普遍接受积极说的观点(Manning,2004[6];Clas Erikson,1997[7])。(2)技术进步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从本质上看,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之所以引起社会各界的长期关注和争议,关键在于它决定着社会对不同类型劳动力的相对需求结构,即使得一部分就业人群受益、而另一部分就业人群受损。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技术进步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成为研究热点之一。学者们从技术进步的技能取向分析入手,探讨其对不同类型劳动力的就业及报酬的影响,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
1.技术进步的技能取向:技能替代型和技能偏向型
技术进步的技能取向之所以成为研究的重点,是因为新技术在企业的应用必须配以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力。不同类型的新技术对于所需劳动力的知识、经验等方面的要求大为不同。例如,简化工艺的新技术的应用对劳动力的知识、资历等方面的要求相对较低;而高新技术设备的操作需要具备相应专业知识和资历的劳动力。其影响机理是,新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使得劳动力在工作中从事的任务发生变化,通过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或互补,最终影响着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ALM,2003)[8]。
在实证研究中,对于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划分方式有两类:一是按工作性质将高技能劳动力定义为非生产性工人(包括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将低技能劳动力定义为生产性工人;二是按受教育程度将高技能劳动力定义为受过高等教育者,其他为低技能劳动力(姚先国等,2005)[9]。虽然分类有差异,但实质上学者们都公认,技能的内涵包括教育和特定技术资历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Helpman和Rangel(1999)[10]指出,教育技能是通过接受教育或者企业内部培训获取得,是通用知识的增加;特定工作资历是从生产中获得的技术知识,两者之间不能完全替代。
基于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的演变历史,Schmookler(1966)[11]等人提出的需求推动假说指出,技术进步对劳动力技能的需求类型是由利润激励决定的,劳动力供给的规模和质量、产品市场规模、竞争程度及企业所处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企业对组织形式的选择,进而影响企业对劳动力技能的需求类型(Mobius,2000)[12]。具体地,Acemoglu(2002)[13]等人根据技术进步对劳动力技能的不同需求将之区分为两类:一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即技术进步倾向于增加对较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普遍呈现的态势(Katz和Murphy,1992等)[14];二是技能替代型技术进步(Skill-replacing Technical Change),即技术进步倾向于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这种类型出现于工业革命时期(如工厂制、流水线作业),使得技术与低技能劳动力互为补充。
2.技能替代型技术进步影响就业的机理
工业革命时期,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各国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体现在产业及就业结构变迁上,最为突出的是农业中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并向工业发达的城镇地区转移,使得城镇中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迅速增加。Bairoch(1988)[15]描述道:“在1740-1840年间,英国城市人口从600万增加到1570万,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比例由1740年的70%下降到1840年的22%”。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一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成为企业关注的问题,也引致了技能替代型技术进步的发生。以工厂制、流水线为代表的这类技术将具体的工作分解为可重复的、标准化的流程,使得没有任何技能的劳动力在接受简单培训后能够胜任原先只能由工匠从事的生产工作;兼之他们的工资水平低于手工艺人,企业普遍用低技能劳动者取代技能工匠。19世纪实践证实,企业对手工艺人等技能工人的需求大幅减少(Mobius,2000)。
上述分析显示,技能替代型技术进步有利于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改善。至于它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3.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就业的机理
SBTC假说准确刻画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趋势与发达国家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状况之间的关系,并预测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前景将日趋黯淡。然而,SBTC并未阐释其作用机理,也无法解释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高技能劳动力内部就业差距扩大的现象(Manning,2004)。
ALM(2003)对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就业的机理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该研究以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对人工技能的替代或互补性的探讨为切入点,将劳动力区分为从事常规性工作和非常规性工作两类。其中,常规性工作是指其具体工作步骤能够为人类识别、转化为程序化指令,并设计出自动化机器设备替代人工实施操作的工种,随着技术的发展,机器替代劳动力的范围不断扩展,由简单的装配延伸至文字、信息处理等。非常规性工作是问题解决式的(例如管理),完成这些工作需要人类特有的灵活性、创造性及复杂的沟通联系技能。目前人类对这类活动规则的认知仍十分有限,尚无法将其转化为明确的程序化指令,并由机器来操作。
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基本特征是倾向于增加对从事非常规工作的劳动力的需求,而相对减少对从事常规工作的劳动力的需求(ALM,2003)。这意味着,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所有技能劳动力都产生影响,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取决于其所从事的工作类型。(1)对于高技能劳动力,虽然他们普遍具有高等教育学历或专有性工作资历,然而其就业前景取决于从事非常规或常规性工作。前者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呈互补关系,并从中受益;后者则可能受到不利的影响。例如,法国和瑞典数据显示,在高技能职业就业中资深技术工人的比重有显著上升。而Manning(2004)对英国1999年各职位的薪酬和就业的考察证实,中等职位的薪酬相对下降;近年来我国部分白领职位如会计、文职类的薪酬也出现走低迹象(《蓝白领薪酬背驰,金领看涨》,香港《经济导报》第14期,总第2964期,2006年4月10日)。(2)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前景同样取决于其从事的工作类型。例如,制造业中的流水线作业属于常规性工作,这类工作正逐步为自动化设备取代;而第三产业的工作如服务业,虽然其技术含量较低,工作流程却相当复杂,技术进步对从事这类工作的劳动力将不会直接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相反可能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和需求,间接增加市场对这类劳动力的需求。
总体上,本文认为,ALM根据劳动力从事工作的常规或非常规性质进行的分类标准优于针对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差异进行的分类,原因在于,现实中同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可能从事不同的工作。由此,这种方法使得我们不仅能够评价技术进步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影响,还可用来解释同等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就业差异。
技术进步的不同类型对大学生就业有怎样的影响,这个问题主要取决于大学生具有的人力资本供给及技术进步的需求的匹配。从大学生的人力资本角度看,他们普遍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然而普遍的缺陷是没有工作经验。基于上述分析,技能替代型技术进步通常倾向于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因此这类技术的广泛使用显然不利于大学生发挥其就业优势。另一方面,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并非简单按照学历层次高低排列。因此,大学生群体的就业地位和前景主要取决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类型:从事非常规性工作的大学生将受益于这类技术进步,而从事常规性工作的大学生则极易受到冲击,就业形势趋于恶化。具体就业工种的选择,是劳动力市场上大学生的综合技能与市场需求之间匹配的结果。因而,理解我国当前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就必须要综合考察我国技术进步的技能取向态势及大学生的人力资本供给现状,从其中探求根源。
 
三、我国技术进步的技能取向与大学生就业
 
1.我国技术进步的技能取向特征
Wolfgang Keller(2000)[16]指出,市场机制、对外开放等因素对技术进步的速率和技能取向有着重大影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呈现出技能替代型技术进步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并存、并以技能替代型技术进步为主的独特态势。
(1)技能替代型技术进步。基于林毅夫(2003等)[17]的资源禀赋假说(即一国的技术结构选择应符合本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我国的技术进步充分利用劳动力丰富而廉价的优势,在制造业等部门出现了显著的技能替代型特征。程晓农(2003)[18]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正规制造业呈现出被外资和本国非正规制造业双重替代的趋势,其本质是“弱质替代强质”。即,一方面,以港澳台企业为代表的大部份外资企业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生产,一些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企业虽然进口的产品零部件的技术含量高,但在中国的加工装配工艺的技术含量却并不高;另一方面,我国非正规制造业多是技术简单、规模很小。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展战略组(2002)[19]以制造业资本密集度为基础构造了制造业技术选择指数TCI(Technology Choice Index)(TCI指数的具体含义是一个经济体的制造业的实际资本劳动比率除以整个经济体的资本劳动禀赋量比率),对我国28个省总体工业和国有工业部门的测算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就国有工业还是总体工业而言,TCI基本呈下降趋势。
(2)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遵循赶超性的大企业发展战略,大力扶持大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的发展,使得国有大型企业、高科技行业的技术选择路径朝着资本、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例如,在国家自主创新技术政策的扶持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遵循“有限目标、重点突破”的原则,在航空航天、信息、通讯等行业获得了迅猛发展;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也在加快。这种技术选择路径意味着企业将日益需要具有高学历和丰富工作资历的劳动力,所体现的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而国有大型企业、高科技行业多聚集在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经济较发达、技术基础较好的大中城市,并逐步向全局扩散。刘学军、蔡昉(2004)[20]分析了1978-1997年我国工业技术选择特征对就业的影响,指出过度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不仅导致资本对劳动力的过度替代,还形成负向就业总量效应。
2.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成因——基于技术进步技能取向的考察
从技术进步的技能取向看,本文认为,当前大学生就业难主要体现在,由技术进步所引致的需求与大学生供给之间在数量、质量和地域匹配上的三大失衡。
(1)数量方面的供求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技能替代型为主的技术进步态势,使得我国各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发生了重大转变。技能替代型技术进步主要发生在制造业和第三产业,总体上增加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然而该类技术进步日益表现出对熟练技能人才的需求。两者结合使得社会对大学生的需求增长相对有限。体现在:①在制造业,由于正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外资企业和本国非正规制造业大多需要低工资的非熟练劳动力,对熟练技工人、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相对较少(程晓农,2003)。②我国第三产业分行业就业数据显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2003年高新技术产业的城镇就业人员比1999年增加了9218万人,然而其中一部分行业的就业增长缓慢,另一部分行业则出现就业人数的持续下降。前者如金融保险业、国家机关、医疗卫生等行业,2003年这些行业的就业人数比1999年分别增加2418万、6819万和318万人;后者包括教育业、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行业,如2003年教育业的就业人数比1999年减少125万人,2002年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就业人数比1998年减少1019万人。相对于市场需求,大学生的供给行业则相对集中于技术、知识密集型行业。据调查,上海大学生对今后工作的行业期望排在前7位的分别是:金融证券业(23.2%)、商业(14.7%)、高新技术产业(9.6%)、国家机关(9%)、医疗卫生业(6.7%)、教育(6.7%)、IT行业(6.5%),占全部需求的76.4%(刘帆,2006)。
由此,近年来以技能替代型为主的技术进步使得企业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日益严峻的失业问题(王德文等,2004),然而却无助于大学生等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状况的改善;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大学生就业增长的贡献有限。供求总量上的偏差使得大学生就业出现大众化趋势。
(2)供求质量的失衡。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力技能的需求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具备较精深的专业知识;二是具备丰富的专业资历。企业在实际雇佣中日益体现出对学历和资历的双重重视。相对于劳动力需求质量的这一变化,大学生的供给质量虽然有所改善,然而先天性地欠缺实际工作资历,使得他们只能在专业知识方面部分满足企业的需求。从企业对大学生的雇佣实践看,企业更倾向于雇佣能够从事非常规性工作的大学生。调查表明,企业最看中大学生的五种素质:①专业知识和技艺;②敬业精神;③学习意愿强、可塑性高;④沟通协调能力;⑤基本的解决问题能力(曾湘泉,2004)。除敬业精神之外,其他四种素质实质是从事非常规工作所需技能的基本要素。其中,专业知识和技艺可以经由常规知识传授来习得;灵活性、沟通协调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则是非认知技能,与个体的智力、人格特征、认知风格等密切相关,需要教师结合学生特性因材施教。
然而,当前高等教育中存在着种种问题使得大学生的素质与企业需求之间存在较严重的脱节:一是专业知识培养,一些大学不研究社会的需求,导致开设的专业与社会需求脱节;同时,高校的大规模扩张,忽视了专业的培养质量和水平。二是非认知技能的培育极为欠缺(James Heckman,2003)[21],抑制了学生的创造性的发挥。这种脱节表现在大学生就业方面,就是学校普遍培养具备通用型知识的大学生,真正适应企业需求的具备专用性知识及素质的人才则供给不足,出现结构性的供大于求和供不应求现象。
(3)地域匹配的结构性失衡。从地域角度看,由于分割劳动力市场等因素的制约,高学历青年的就业供给也以大城市、经济发达地区为主。在有限的市场范围内,虽然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高文化程度、高资历劳动力的需求呈持续增长势头,但其程度毕竟有限,部分行业的就业增长势头缓慢,有的行业就业人数甚至呈下降趋势;而近年来高校的持续扩招,使得具有高学历青年的供给量以较快速度增长,导致在城市、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上出现高学历青年供给饱和现象,而中小城市、农村及偏远地区则面临人才稀缺状态。
刘帆(2006)认为,我国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成因是多样的,除了教育文化水平引致的功能性劳动力市场分割外,城乡户籍制度则导致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呈现明显的制度性分割。虽然主要劳动力市场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首选。然而,由于技能偏向型部门提供的就业机会较供给而言相对不足,难以满足高学历青年的供给总量。未能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的大学生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等待正规部门职位空缺机会,即相机性就业;二是到次要劳动力市场和非正规部门寻求就业,即下嫁性就业。然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得大学生离开大城市和正规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成本很高,未能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的大学生宁愿选择“零工资就业”或自愿失业,强化了上述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格局。
3.大学生就业结构性失衡的根源
综上分析显示,我国以技能替代型为主体的技术进步发展使得对大学生等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发生改变,是导致出现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直接原因。然而,其真正根源则是我国现有的技术发展战略、城乡户籍制度、教育和培训体制等未能进行相应的调整。具体体现在:
(1)从技术发展战略看,基于劳动力丰富而廉价的优势,我国一直强调发挥资源禀赋优势,以技术引进为主、技术创新为辅,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技术和相关产业。不可否认,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为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过分强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致使社会对大学生及其他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相对下降,给大学生的就业带来了间接的负面影响。
(2)现有的城乡户籍制度制约着大学生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匹配。
(3)教育和培训体制滞后于市场,以注重学历培训而非能力培养为主的传统体制使得大学生的素质难以适应市场的需求。
 
四、小 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呈现出技能替代型技术进步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并存、并以前者为主的独特态势,这是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直接原因;而劳动密集型技术和产业发展政策、分割的市场体系及教育培训与市场需求的脱节,则是出现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根源。因此,要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需要从技术、产业政策发展导向,市场体制完善和教育培训体制改革等方面入手。一是适应当前形势的发展,以科技立国,实施相应的产业发展及技术创新政策,为大学生及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创造好的环境,实现就业与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多赢的局面。二是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通过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消除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同时完善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创造大学生毕业生匹配就业机会。三是转变教育培训体制的培养目标,提倡应对市场需求的学生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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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展战略组:《关于技术选择指数的测量与计算》,No. C2002003,2002年。
[20]刘学军、蔡昉:《制度转轨、技术选择与就业增长》,《中国劳动经济学》2004年第1卷第2期,第1-24页。
[21]Heckman,James:《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中译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毕先萍(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注:该文获第二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塈中国青少年研究会2006年优秀论文二等奖。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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