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儿童研究所 朱婧薇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此前后，国家有两个关键问题亟需解决，即“如何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包括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还是坚决纠正‘左’倾错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21—1978)[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985.）。我们可以在雷锋精神的宣传文章中找到当年思考的痕迹。

1.做新长征中的新雷峰

雷锋宣传首次以社论的形式出现，是在1977年3月5日发行的《人民日报》中，题为《向雷锋同志学习》。周恩来的题词依然是概括雷锋精神的主流话语，也就是说，学雷锋的立足点依然是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与此同时，社论以鲜明的姿态号召民众：“我们学雷锋，就要深刻揭批‘四人帮’，大破大立，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发扬光大”（《雷锋志》编纂委员会.雷锋志[M].沈阳:白山出版社,1998:450.）。社论在一定程度上将学雷锋活动与阶级斗争拉开了距离，为之后雷锋精神的定位转变奠定了基调。

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拉开后，党和国家的注意力转向经济建设。雷锋精神中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刻苦钻研的钉子精神，以及干一行专一行的螺丝钉精神重新被发掘并加以诠释，这为激励人民投身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了“催化剂”。1980年3月4日《中国青年报》的社论明确提出：“新长征战士更需要有雷锋那样憎爱分明、言行一致、公而忘私、奋不顾身的精神，也需要雷锋那样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对业务精益求精的精神”（《雷锋志》编纂委员会.雷锋志[M].沈阳:白山出版社,1998:454.）。雷锋精神的政治色彩明显减褪，更多地展现出对广大普通劳动者的职业要求和社会公民的道德诉求，其与青年生活的联系愈发紧密。“钉子精神”的内涵重新得以阐发，鼓励青年努力学习文化科学技术，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提倡公民维护社会公德，培养文明行为，注意品德修养的新要求，取代了原有的“阶级立场”。面对社会风气的变革，主流媒体在宣传雷锋精神时，遣词造句偏向大众化和中性化，标语式的表达明显减弱，而书面化的表述有所增强，其话语建构方式呈现出了去政治化的趋势，逐步实现了从政治话语、大众话语到专业话语的转变。同时，文章中传达出的情绪转向理性，并且具有一定的思辨性。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开展，《人民日报》号召公众学习和发扬雷锋先人后己的“傻子”精神和顾全大局的“螺丝钉”精神。其中，“傻子”精神提倡广大青年心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螺丝钉”精神着意于大局意识，指出当个人选择与党的安排发生冲突时，需要像螺丝钉一样，党把他拧到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何为一颗合格的“螺丝钉”？雷锋曾在日记中作出回答：“在生活的仓库里，我们不应该只是个无穷尽的支付者”（总政治部组织部.永恒的丰碑——雷锋日记和雷锋故事集[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2:3.）。雷锋的答案尽管简短，但是对“人呵，应该这样生！路呵，应该这样行！”这样富有哲思的命题作出了发人深省的回应。在雷锋的认知中，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索取，而在于奉献；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不在于身居高位，而在于坚守住看似平凡的岗位。

此时，雷锋精神的宣传已经从追求政治认同走向社会认同，雷锋形象的塑造和雷锋事迹的挖掘，聚焦于雷锋作为平民英雄、劳动模范和道德楷模的面向。在雷锋精神的感召下，以赵春娥、罗健夫、蒋筑英等为代表的劳动模范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他们作为普通的劳动者，将自己的热情挥洒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为社会发展贡献着力量。树立榜样人物，是国家弘扬社会正气、塑造时代精神的重要方式，而作为榜样人物的雷锋，无疑是在向青年证明：广大劳动者如果能够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国家的利益相结合，那么平凡人也可以具有伟大的精神力量，在不起眼的岗位上也可以做出引人瞩目的成就。

2.市场经济下的道德榜样

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风气，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的兴起冲击了曾经根深蒂固的集体主义，雷锋精神的传播也受到了不少争议。我们可以通过《雷锋传》和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中对雷锋战友乔安山的刻画，反观雷锋精神留给社会的精神财富，从学雷锋活动的发展变迁中窥探到社会变革的时代症候。

《雷锋传》记录了乔安山复员后的生活片段：“复员后，乔安山到铁岭市运输公司做司机，工作上他任劳任怨，始终按照雷锋的样子去做人、去生活……”“他在雷锋牺牲之后的几十年——乃至一生中都在为了‘赎罪’而拼命做好事。这一切对于人民是有益的，也是在安慰着地下有知的雷锋。人民失去了好儿子雷锋，乔安山则是失去了好兄长、好战友，他的痛苦和自责将会伴随他一生，只有奉献才能减轻痛苦”（殷允岭.雷锋传[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311-312.）。乔安山对雷锋的去世感到万分悲痛，他也因为自己的无心之失而自责，但更重要的是，他以实际行动传递着雷锋精神，在实践中找寻着生命的意义。《雷锋传》采取的文学化表述语言，是否能够准确地反映史实我们在这里暂且不做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雷锋爱岗敬业的职业追求和乐于奉献的道德境界对乔安山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也在奉献中实现了个人价值。

同样是记述乔安山的经历，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则通过视觉呈现，让观众更为直观地“目睹”了当时的生活情境，从多个角度看到了雷锋精神对青年的影响。电影没有选择平铺直叙的方式来正面描绘雷锋的生平事迹，而是以乔安山的回忆为线索，通过讲述雷锋去世后乔安山的生活经历，深度剖析社会变革与个人命运的冲突。电影中的乔安山嫉恶如仇，对以权谋私的孙科长可谓是“横眉冷对”，但对身处困境的群众每次他都伸出援手。电影中最富戏剧冲突的情节，发生的时间设置是1988年，乔安山出于善心，帮助了被汽车装伤的梁老头，但其家属不仅没有找出真正的肇事者，反而冤枉乔安山，并以此对他进行讹诈。这样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处理方式，在强烈的冲突中将各色人等的心理世界袒露无遗。虽然事件最终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老人的良心受到谴责，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也启发我们思考：在社会已然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下，雷锋精神是否还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是否已经过时？

改革开放作为社会风气和青年观念转变的“催化剂”，对于雷锋形象的塑造和雷锋精神的文化建构过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从雷锋战友乔安山的生活经历中可以看出，青年“传统”的道德感已然受到了冲击，具体表现在，他们对乔安山的选择反应不一，其中有赞许和感动，也有质疑和嘲讽。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雷锋精神给青年带来的崇高感和神圣感逐步消褪，青年面对作为符号的雷锋形象，从“威权政治下的支配式解读”逐步转换为“市场经济下的协商式解读”，他们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主动地表达自己的见解。青年对雷锋精神的质疑是社会风气变革的一个缩影，更进一步说，公共生活中之所以出现了诸多不合公共道德的现象，恰恰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对每一位公民都提出了新的思想道德要求，此时国家更需要从思想上提升公民的道德修养和价值追求。雷锋精神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红色文化基因，蕴含着深厚的道德情感，是一座挖不尽的精神富矿。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采用“时尚”的方式持续展现它的内涵，让青年在实践中深化对雷锋精神的理解。

原载 朱婧薇：《雷锋精神的文化建构与当代传承》，《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10期

摘编 朱婧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