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对上海城乡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调查所获得的892对夫妻样本资料，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揭示影响中国父亲育儿投入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男性对父职身份和意义的积极认同、非传统的性别角色态度、育儿技能和回报对促进父职参与有正向意义。同时，鼓励、支持父亲扮演育儿角色的家庭内外环境，尤其是作为“守门人”的母亲的非传统的性别角色态度，也对父亲参与育儿有积极影响。
（1）教育程度对父亲的育儿参与起着积极作用，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父亲有更大的概率履行亲职，尤其在孩子的关怀陪伴方面。经济收入总体上，尤其是收入越高的父亲在日常照顾和辅导孩子学业方面往往力不从心，这或许是因为收入较高的父亲通常工作压力更大，因此，在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对孩子进行照料和辅导方面的投入和操心较少。
（2）城乡差异具有重要解释力，郊县父亲育儿参与的总水平是市区的86%，在关怀陪伴维度更只有市区父亲的76%，对亲职角色重要性的认同与父亲积极投入参与有正向的推助作用；较少肯定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父亲参与水平更高，他们会把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放在扮演父亲角色上。
（3）父亲的育儿技能以及他们育儿经历的反馈同样对其履行父职的水平有显著影响。其中在育儿过程中不断学习、运用抚养、教育各种知识的被访父亲有更高的参与水平；而教养方法或与孩子互动能力较强的父亲，通常有更大的概率提升育儿质量。在育儿经历中获得正面回报会提升父亲参与水平的假设，也在本研究得到有力的支持。
（4）家庭内生态环境的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妻子对丈夫育儿参与的支持以及夫妻在抚养、教育孩子方面的一致性，家庭外则主要在于亲属支持和社区支持体系。妻子经常促进丈夫与孩子间情感交流的家庭，父职参与水平更高些，而妻子经常反对丈夫对孩子制定的处罚规定，则对父职的投入有消极影响，后者的影响强度明显高于前者。此外，夫妻经常为子女的抚养、教育发生冲突，也将对父职参与有负效应，尽管显著性尚不强。“父亲经常与邻居、朋友交流育儿知识和方法”变量则较有效地验证了地缘和业缘的性别文化环境对父亲参与的重要影响，已婚男性能坦然地与邻居、朋友交流育儿经验，显然表明家庭外生态环境的良好。回归分析结果也显示了非传统的性别文化的外部环境与父亲履职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
（5）子女的人口特征也对父亲参与有部分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发现，女孩将获得父亲的更多关切和陪伴，而孩子年龄对父职参与的影响在不同维度存在一些差异。母亲的教育程度和收入对于父亲参与的总水平无显著相关，但母亲具有高学历对父亲参与孩子的日常照顾/学业辅导方面有负面影响。这或许是因为受教育较多的母亲会更多地承担辅导孩子学业以及与老师沟通等工作，从而减少了父亲在这方面的投入，也可能是教育程度高、事业压力大的母亲，会更多地寻求亲属支持和社会化有偿服务，由此也减轻了父亲的育儿压力。
此外，本研究的结果也给予我们一些启示：西方的一些文献指出，尽管父亲愿意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孩子身上，但持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妻子认为育儿是自己支配的领域，并对丈夫的育儿能力表示怀疑，不愿意丈夫比她们更投入孩子的抚育，进而影响父亲的参与程度。而在中国，由于绝大多数家庭的夫妻都是双职工，妻子很少有不希望丈夫投入孩子抚育的，但确有不少人依然怀疑丈夫持家育儿的能力。加上如今社会竞争激烈、生活风险增大，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严峻形势下，传统的性别角色观有所回潮，男人在外忙碌于事业、多赚钱养家被认为是“有本事”、“干正事”，而在家多承担育儿责任，则被认为男人事业无成、难以赚大钱的无奈选择。一些妻子宁愿自己多投入孩子抚育工作，而对丈夫的职业角色的成功寄予厚望；一些怀疑丈夫育儿能力的妻子，通常只看到丈夫在孩子抚养、教育工作中的不熟练或与自己方法上的不一致，并以他们的“笨手笨脚”或“碍手碍脚”为借口而宁愿自己能者多劳。所以，上述的研究结果也告诉我们，父亲参与除了需要男人们改变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外，妻子应相信男人的育儿能力未必逊于女性，将“守门人”角色改为“开门人”，鼓励、推助丈夫投入孩子的抚育、教育工作，在干中学习、体验，在参与互动中加深父子感情，在实践中体验酸甜苦辣、成长进步。
注：摘编自徐安琪、张亮的《父亲育儿投入的影响因素：本土经验资料的解释》一文，原文发表于《中国青年研究》2009年第4期。
摘编、责编：张纯颖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