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交往技能是指个体在人际环境中处理上下左右关系，与他人交流信息、沟通感情、合作共事的能力。每个人都需要从他人那里获得信息使自己成长，与他人沟通寻求慰藉，和他人协调合作履行职责，自从有了人和人类社会，就有了人际交往。马克思把人际交往概括为“人类历史的必然伴侣”，认为人际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活动之一，是社会进步和人发展的直接制约因素，没有交往就没有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马克思说“个体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
社交能力不仅是与生俱有的本能，它与后天的环境影响和教育培养息息相关。在儿童时期，强化社交意识培养和人际环境适应能力锻炼，对于个体健全人格的形成、发展与完善，以及其成人后参与社会活动的质量高低，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同时，安全感和归属感是少年儿童的基本心理需求和基本生存方式之一，而满足这种需求的重要保障就是帮助他们提高社会交往能力，引导他们建立高质量的人际交往关系，使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实现自我完善、自我满足和自我发展。
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人的社会化是要通过人的互动而产生的，各种人际互动形式及其产生的社会关系是构成宏观社会结构的基本材料”。正是在与人交往中，少年儿童学习到了社会规范，了解到自身的特点与不足，不断完善自我承担的社会角色。网络交往改变了过去人对人的交往方式，成为人——机——人的对话。这种方式的改变，使直接交往变为间接交往。另外，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大多比较稳定，角色扮演更真实，网络上的人际交往，添加了很多虚拟的、随意性的成分，网络的平等性、开放性、多元性、超时空性等，都使人际交往方式发生很大改变，对少年儿童社会化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13年进行了“新媒体与少年儿童社会化”课题研究，对少年儿童使用新媒介的状况及对其成长的影响进行了调查。研究根据地域分布、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普及率、城市类别以及调查可及性等因素，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初筛，确定了8个城市作为调查地点，分别是北京、上海、苏州、大连、重庆、厦门、西安、贵阳。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5928份（以下简称“本次调查”）。其中男生47.0%，女生53.0%。在年级分布上，小学五年级12.2%，小学六年级11.6%，初中一年级13.6%，初中二年级11.6%，高中一年级14.2%，高中二年级12.5%，职高一年级14.3%，职高二年级10.0%。
本次调查获得了一些有益的数据，同时我们还借助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可以粗略概括当代少年儿童在新媒体境遇下人际交往的特点与变化。
二、新媒体时代少年儿童交往现状
1．半数以上少年儿童网络人际交往仍以现实交往为主体
新媒体为少年儿童人际交往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虽然他们可以在网络上认识很多新网友，但是交流仍然以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为主。本次调查显示，半数以上（55.4%）的少年儿童经常在网上交流的好友是现实生活中原本就认识的人，经常与网上认识的新朋友交流的只占8.1%，不足一成。另有36.6%表示“两类都有”，即利用网络平台既与原本就认识的人经常交流，也与新网友交流。这说明，少年儿童的网络人际交往主体依然是现实生活中的好友。
本次调查还显示，七成多（71.2%）少年儿童与网上认识的新朋友仅仅保持网络交往，只在网上交流，并不带到现实生活中来。与网上新认识的朋友通过电话的为11.3%，见过一次或几次面的为10.0%，经常见面的为7.5%。可见，多数少年儿童能够分清网络与现实，对网络人际交往有一定的安全防护意识。我们也要看到，部分少年儿童经常与网友见面，这体现了网络人际交往从虚拟走向现实的特征，也说明网络人际交往对少年儿童的影响较大。同时，也说明一些少年儿童网络安全防范意识还不够强。本次调查数据显示，66.5%的被调查者赞同与网友交往有可能被骗，也有21.7%表示不太赞同这样的观点，11.8%表示完全不赞同。网络人际交往改变了少年儿童的交友方式，对他们的政治生活化、道德社会化等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如果失去辨别和判断能力，盲目地相信网友，也容易给成长带来危害。
2．超过三成少年儿童认为互联网促进原有的朋友交往
网络人际交往是随着网络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人际交往方式。这种交往方式有着其独特的特征，它为少年儿童的人际交往提供了方便和平台，也促进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本次调查数据显示，经常使用互联网的少年儿童中，三成多（32.6%）认为上网后他们与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交往增加了，还有51.2%认为没有什么变化，只有8.1%认为上网使原有的朋友交往减少。这可能是因为借助互联网发展起来的各种即时聊天工具，如QQ、微信、易信等，使现实生活中的朋友通过互联网多了更多的交往机会，情感表达也更丰富更充分。
3．少年儿童对网上新朋友进行长期交往的预期极低
聊天和游戏是未成年人在网上结交新朋友的主要方式。调查显示，24.3%的被调查者是通过“网上聊天”认识到新朋友的，23.2%的人通过“一起玩游戏”认识新朋友，这两个渠道是网上交往新朋友最主要的渠道。其次是“他主动要求加我的”和“朋友的朋友”。而主动“搜索感兴趣的人”则是最少使用的。可见，语言与行为的互动，是网上交友的基础和前提。70.1%的被调查者对与网上认识的新朋友进行长期交往没有多大信心。仅有15.2%的人表示，已经与网上认识的新朋友“成了老朋友”。而七成人觉得“说不好”、“可能不大”、“不需要”、“比较难”，预期极低（数据来源于中国少先队事业发展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未成年人网脉工程全国推广中心，《2011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社交网络运用状况调查报告（县以上城镇地区）》）。主要原因是由于交往双方没有共同的现实生活经历，除了探讨热点话题和共同的兴趣爱好之外，而缺乏更多的其他共同语言。少年儿童交往技能的提高不可能单纯依靠新媒体社会交往实现，更多的还需要在现实的社会交往中获得。
4．近六成少年儿童最愿意跟同学伙伴说知心话
本次调查中，我们发现近六成少年儿童（59.9%）有知心话最愿意跟同学伙伴说，其次是父母（33.7%）、爷爷奶奶等祖辈（11.8%）、网友（11.6%）。这说明，互联网时代的人际交往，对少年儿童影响最大的依然是同龄人。这个结论再次印证了同辈群体是少年儿童社会化的重要群体这一结论。同龄人在兴趣、爱好、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都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的交往既是平等的，又是他们的自我选择。这种交往更有凝聚力，使少年儿童更愿意说说知心话。另一组数据也同样说明，父母和同龄人在少年儿童心目中具有较大影响力。值得关注的是，网友和祖辈的比例相差无几，高于教师（5.1%）。可见，也有一部分少年儿童把网友作为倾诉对象。72.4%表示被父母长辈误解让他们感到最委屈，70.8%认为被好朋友误解最委屈，59.2%表示被老师误解最委屈，14.9%表示被网友误解最委屈。两组数据都可以看出，网友虽然是少年儿童网络人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才更让少年儿童心动，对他们的影响力更大。
另有16.2%表示心里话“跟谁也不说”。少年儿童正处于快速成长时期，他们更容易遇到成长中的烦恼与困惑，更需要开解与帮助，在他们的社会化过程中，更需要来自家长、老师、同龄伙伴的正能量。给少年儿童必要的帮助，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和理解他们，是成年人的责任。
5．少年儿童对与异性进行网络交往的态度相对比较保守
本次调查显示，在认识的网友中，近三成（30.3%）的被调查者“同性网友多”，“异性网友多”的只有一成多（13.4%），同性和异性差不多的占48.4%。在回答“你喜欢和什么性别的网友交流”时，选择“都喜欢”的占48.8%，选择“喜欢跟同性交往”的占20.7%，选择“喜欢和异性交往”的仅占12.2%，另外有10.8%的被调查者选择了“都不喜欢”。关于对中小学生网恋的态度，选择“反对”的占50.0%，选择“无所谓”的占32.6%，选择“赞成”的仅9.8%。可见，绝大多数少年儿童的网络社会交往还是很健康的，新媒体社交并不是“早恋”的主要诱因。
在互联网渗透到个人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新媒体时代，新媒体形成了包括少年儿童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现实人际关系之外的另一个生存与交往空间，构筑起了全球性、开放性、全方位性的“相互联系的人们总体”，即与现实社会相对应的“虚拟社会”。在虚拟社会里，新媒体成为少年儿童融入现实社会人际关系网的重要载体，新媒体社会交往也成为少年儿童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在国家政策层面，还是在家庭、学校教育方面，新媒体是未成年人的必需已经成为共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鼓励学生利用信息手段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增强运用信息技术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在这种形势下，试图遏止少年儿童利用新媒体进行社会交往的行为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不值得提倡。对家长、学校和全社会来说，当务之急就是采取恰当方式，引导少年儿童正确利用新媒体进行社会交往。做好这一工作的前提，就是要对新媒体对少年儿童利社会交往影响的问题进行客观、深入的分析。总体来说，新媒体的超时空性、虚拟性、开放性、平等性等特征，能更好地满足少年儿童对社会交往的需求。
1．有利于少年儿童提高社会交往的频率和范围
在现实社会里，人际交往的时间和空间纽带较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有所弱化，特别是在城区，独生子女占大多数，少年儿童特别是学龄前儿童与同龄人交往的机会比以前大大减少，使得他们在性格上日趋封闭化，相当一部分少年儿童存在人际关系不良、情感缺失等问题，影响了社交能力的培养。新媒体的大量使用，使少年儿童可以轻松地突破时空限制，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就任何内容同自己所选定的对象迅速便捷地交流思想、交换信息，从而把世界连接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地球村”结构，这有利于少年儿童增加与现实人际交往对象的交往频率。就被调查的少年儿童反馈的信息来看，他们普遍对网络社交给予积极的评价，认为网络社交带给自己的最大变化是“与朋友联系多了”、“不觉得孤单了”，以及“找到了很多失去联系的老朋友”，其中对“与朋友联系多了”的体会尤为明显，以33.2%的比例位居首位。另一方面，新媒体可以扩大少年儿童交往的范围，调查显示，37.2%的被调查少年儿童经常访问的社交网站上的好友数量在30个以内，好友数量在50个以内的人占到近一半（47.7%）。少量人（15.1%）拥有的网上好友数量较大超过100人，有10%的学生网上交往的好友“大多是通过网络认识的新朋友”（数据来源于中国少先队事业发展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未成年人网脉工程全国推广中心，《2011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社交网络运用状况调查报告（县以上城镇地区）》）。与现实生活圈子之外的陌生人建立联系并保持沟通，本身就是社会交往技能提高的重要表现。
2．有利于少年儿童在深层次社会交往中加快社会化进程
现实社会中人与人面对面的直接交往，要受到身份属性、等级属性及地域属性等诸多个体社会属性的交往规范限制，交往的深度也因对象的不同存在差异。在新媒体环境里，交往主体的存在形式是数字和符号，人际交往成了符号与符号之间的交往，这使网络社会成了一个真正自由的场所，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喜好与别人进行深层次的交往。在新媒体社会交往中，少年儿童可以选择表明自己的全部或部分身份，甚至可以虚构一个身份，因此，绝大多数少年儿童在网络社会交往中也不会特别在意交往对象的真实身份。调查显示，76.5%的被调查者坦言，难以确定通过网络结交的新朋友（网上交流，现实生活中不认识）的真实身份。36.1%的人表示“不能”确定，40.4%的人表示“说不准”，仅有23.6%的人表示“能”确定网上认识的新朋友的真实身份。（数据来源于中国少先队事业发展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未成年人网脉工程全国推广中心，《2011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社交网络运用状况调查报告<县以上城镇地区>》）这样，网络社会交往就没有了现实世界中的个体属性以及交往规范限制，少年儿童有一种摆脱压抑、无拘无束的感觉，可以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与虚拟化的对象进行交流，使情感得以宣泄，在探索和尝试不同行为、表达不同观点和情感的同时，积极寻求他人对自己观点、态度的认同，并从更多的渠道和角度理解现实社会的多元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交往模式，使少年儿童在相互理解、相互模仿中加快社会化进程。
3．有利于少年儿童更多地体验多元价值观念
人们总在追求自由平等的交往，而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交往方式由于受到地域、文化、年龄等各种外在条件的限制，不能完全自由地选择交往方式和交往规范。网络虚拟社会的超时空性和虚拟性，使得新媒体社会交往更具开放性，少年儿童在网络社会交际中不再存在传统的中心和绝对的权威，可以完全不考虑实际年龄、家庭地位、地域限制等现实社会生活中各种无法回避的差异和不平等，增强与不同生活背景、成长环境的同龄人甚至不同年龄的人之间的了解和沟通，进行平等自由的交往，使他们可以透过虚拟社会情景下的网络行为认识角色规范，体验角色情感，了解不同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深切地感受、理解个体在群体或社会结构中的行为方式，为将来在现实世界里实践社会角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有利于少年儿童建立更开阔无障碍的交往渠道
随着少年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他们对独立和自尊的要求日益增强，于是产生了强烈的“成人感”，对交往的平等性也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他们会更多的选择与同辈交往而远离父母、教师，回避居高临下的教训，渴望平等交往。在新媒体环境里，交往对象不是具体形象的，是虚拟的，这使得少年儿童可以隐匿自己在真实世界中的年龄、性别、身份以及外貌美丑等传统人际交往影响因素的限制，在缩短交往者时空距离的同时，也明显地淡化了他们的身份标识，他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兴趣自由地选择交流话题和交往深度，从而获得自由、平等的满足感。这种在平等基础上的沟通，是真正意义上“无障碍”沟通，为寻求交往对象的认同，少年儿童必然会积极主动地提高沟通的艺术和水平，促进他们社会能力的不断增强。
当今，对以网络为基础的新媒体的管理，尚有许多亟待规范的地方。少年儿童正处于身心发展剧烈变化的时期，对新媒体及以其为媒介的信息流缺乏分析、判断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因此，对新媒体使用不当或过度依赖新媒体，会对少年儿童的社会交往产生诸多消极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少年儿童正确价值观和健康人格的养成具有不利影响
如前所述，新媒体承载的文化元素和价值观念具有多元性，存在着各种思想和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在新媒体环境里，传统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约束效力，造成新媒体社会交往规范的缺失。即使是在少年儿童新媒体交际活动中，也不乏不良文化的侵蚀。在虚拟的环境里，不存在谎言被当下识破和不规范行为被及时纠正的心理恐惧感，使得少年儿童产生了个人无须在交往中负任何的责任、也不需承担任何社会义务的错觉，脏话、谎话随处可见，不健康的交往行为层出不穷，甚至被认同和效仿，并逐渐完成自我合理化过程，潜移默化地融入少年儿童正在塑造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中。本次调查显示，有5%的被调查者完全赞同“在网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用承担责任”，另有7.6%的被调查者表示“有些赞同”、28%表示“不太赞同”；被调查者中，2.9%的少年儿童“总是”在网上骂人、起哄，“经常”和“偶尔”骂人、起哄的分别占3.3%和19.4%。这种环境无法使正确的社会交往规则内化为少年儿童的自觉行为模式，从而影响了正确价值观和道德自律意识的形成，甚至致使少年儿童法律观念趋于薄弱。另一方面，新媒体环境下个体的符号化和虚拟化，使少年儿童对个人行为的社会情景意义认识淡化，在虚拟社会交际过程中的直接坦率逐渐内化为行为习惯，进而转换成个人的人格特质，使其在从虚拟环境下扮演的社会角色向现实社会角色转变时不可避免地产生角色冲突，从而导致他们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位的不平衡，产生少年儿童社会角色的失败（孙召路：《网络虚拟性与青少年的角色冲突》，载于《青少年研究》2003年第3期），造成心理危机感并影响健康人格的形成。在网络生活中养成的品质特点，可能强化其人格特质中的攻击性的因子，形成攻击性的人格，从而对其健康人格的养成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使少年儿童在现实社会的实践行为方式发生偏差，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发布的《2010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分析报告》中揭示，80%的未成年人犯罪与在新媒体交往中产生的人格缺陷有关。
2．容易弱化少年儿童现实社交技能
少年儿童缺乏必要的自我控制能力，一旦接触新媒体，容易诱发网络沉迷，从而过度依赖新媒体进行社会交际。他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在虚拟社会获得满足后，有可能会对现实的社会交往失去兴趣，影响其现实社交能力的提高，随之而来的是人生的苦闷感、孤独感和空虚感。这种体验通过新媒体社会交往进一步扩散开来，将不可避免地侵蚀交际网络中每一个少年儿童的世界观、人生观，使更多的少年儿童与周围人际环境变得越来越冷漠和疏远。因此，网络沉迷少年儿童感觉不被人理解的问题比较突出，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交际中存在很大困难。调查发现，网络沉迷少年儿童与正常少年儿童的现实人际关系质量存在很大差别，他们与爸爸（11.7%）、妈妈（7.1%）、老师（5.5%）和同学、朋友（4.0%）关系不好的比例，以及对同学关系（13.0%）、师生关系（20.4%）、家庭关系（13.8%）表示不满的比例均高于正常少年儿童。网络沉迷少年儿童父母表示与孩子关系不融洽的比例为8.6%，高于正常少年儿童（3.3%）（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关于未成年人网络成瘾状况及对策的调查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6期）。
3．导致少年儿童“交往异化”
以新媒体为媒介的社会交往本质上是一种间接交往，交往主体所直接面对的是电脑、手机等网络终端，其次才是交往对象。这种间接交往方式失去了面对面交往中所普遍使用的手势、表情、眼神等体态语言的交往形式，从而阻碍了人们心灵深处的情感及精神交流，造成了交往的“异化”。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有相当一部分网络沉迷少年儿童对语言以外的感情交流反应迟钝，对交往对象通过表情、眼神等传达出来的心理感受缺乏敏锐性，缺乏所谓的“眼力劲儿”，交往质量大大降低。
4．少年儿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风险增大
新媒体的共享性和扩散性的特点，比较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设置陷阱，制造虚假信息侵害少年儿童的权益。调查显示，虽然84.6%的少年儿童表示自己的网友绝大部分是“认识的同学”，但也有9.9%和4.7%的人表示自己网友中相当一部分是“不认识，但聊得来的人”和“随便认识的各种人”。对于网上的陌生人，67.5%的少年儿童表现出警惕性，表示自己在现实中“从不联系”，但也有部分少年儿童分别表示自己“在极少情况下联系”（19%）、“偶尔联系”（9.6%）和“经常联系”（3.4%）。甚至有少数（0.4%）儿童说自己曾在“线下和陌生网友见面”，使得少年儿童面临着严重的权益受害风险。少年儿童的网络隐私权是儿童使用新媒体时面临的又一主要安全问题，6.1%的孩子表示，他们“会在网上注册自己与家人的真实信息，如姓名、手机号、家庭号码、地址等”，18.7%的回答“偶尔会”，29.9%的表示“极少情况下会”，回答“从来不会”的为45%（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关于未成年人网络成瘾状况及对策的调查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6期）。与此同时，少年儿童对“网恋陷阱”的风险认知相对较低，本次调查显示，对“与网友交往有可能被骗”这一问题，“完全赞同”的仅占26.4%，“有些赞同”和“不太赞同”的分别占34.1%、19.7%，有10.8%的被调查者选择“完全不赞同”！一些心怀叵测的人利用少年儿童判断力的缺失，以虚拟身份对少年儿童实施欺诈和暴力犯罪，此类型的案例可谓层出不穷。同时，少年儿童在新媒体社会交往过程中，容易结交具有不良行为的社交对象，受到他们的教唆、威逼、引诱而实施犯罪。据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庭对该市各个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总结，“在与网络有关的少年儿童犯罪案件中，80%以上的人都有通过QQ等即时通讯工具联系的情况，高达八成以上未成年人承认自身的犯罪行为与接触网络不良信息有关”。
新媒体环境下的少年儿童社会交往，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家长对少年儿童的网络社交疏于监督
调查发现，家长对孩子使用新媒体态度依然保守，更多还是倾向于认为孩子使用新媒体弊大于利。从“弊”到“利”用5个等级进行测量，“弊大于利”的比例最高，约四成；其次是“利弊相当”，而“利大于弊”的比例最低，不超过20%（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关于未成年人网络成瘾状况及对策的调查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6期）。但是。家长对于孩子使用新媒体情况的了解实际上并不多，对孩子使用互联网和手机上网的预判总是低于孩子实际的使用情况，对于孩子上网的担心多于实际的指导。另外，受调查家长对于孩子在新媒体环境下接触不良信息、结交不良朋友、影响身体健康等也有较多担忧。被调查的家长中八成以上的人认为应给孩子使用新媒体以必要的指导，但是现实执行的主要是规定时间，对于孩子使用新媒体进行社会交往的实际情况并不是很了解，也没有好的指导措施。这些值得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因为家长是孩子成长中最重要的力量和影响因素，他们的态度和科学指导对于孩子很关键。
2．家长和教师缺乏正确使用新媒体的指导能力
调查显示，网络沉迷少年儿童认为自己使用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水平比父亲高（63.3%）、比母亲高（69.9%）、比老师高（20.2%）的比例均比一般少年儿童高出十几个百分点。73.2%的网络沉迷少年儿童的父母没有参加过正确使用新媒体的培训，58.4%的父母未对孩子进行如何使用新媒体的教育，63.9%的教师没有参加过指导学生正确使用新媒体的教育培训，29.3%的表示虽然参加过培训，但培训内容空洞无物，缺乏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关于未成年人网络成瘾状况及对策的调查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6期）。而且，绝大多数父母和教师在少年儿童不能正确使用新媒体进行交往父母相互指责，较少谈到自身的原因，并且认为对方应在指导少年儿童正确使用新媒体中承担更大责任。
3．新媒体监管秩序和运行规则不够完善
随着新媒体的普及，少年儿童不得不使用新媒体进行社会交往，但专门适用于少年儿童的社交平台和载体却很少，为数不多的也缺乏吸引力，使得少年儿童更愿意在腾讯QQ、百度贴吧等成年人交际平台上进行社会交际，常用社交平台对年龄认证以及信息分级的监管失序，也使得少年儿童利用这些平台进行社会交往成为可能。有不少新媒体社交载体运营商背离职业道德，监控和净化虚拟人际交往环境的使命感不强，以各种各样的信息形态宣扬消极的拜金主义、自由主义、犬儒主义等观念和生活方式。少年儿童正处于是非观念逐渐形成的阶段，长期接触此类信息，心智发育和身心健康必然受到巨大消极影响。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少年儿童新媒体社交安全保护的专门法律，关于社交新媒体的监管的立法也不完善，亟需加强法规建设，确保少年儿童新媒体社会交往健康、安全。
对于少年儿童而言，新媒体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必需，成为他们的时代和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说，新媒体不仅是工具，而是生活本身。但在社会交往方面，还需要成年人为其提供更多的指导、创造更好的环境，为他们更好进行新媒体社会交往保驾护航，使新媒体环境下的对少年儿童社会交往的正面影响发挥到最大限度、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我们认为，应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探索：
1．提供少年儿童专属社交载体，进一步优化新媒体社交环境
建设少年儿童专属社交平台，为他们设计融合动漫、网页游戏、SNS（社交网站）社区等内容元素的绿色网络社交工具，提供安全、健康、有趣、便捷的新媒体社交服务，应该是新媒体环境下引导少年儿童正确社会交往的主要努力方向。经过社会各界的努力，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通过几年的实践证明，为少年儿童打造的专属网站及社交载体难以与已经具有绝对影响力优势的腾讯、百度等综合性商业新媒体竞争，少年儿童大部分使用腾讯、新浪、百度等国内知名网站提供的QQ、贴吧、微博等社交平台进行社会交往。在少年儿童专属网站、专属工具和现有知名网站之间进行定位和功能区分，为少年儿童提供更好的新媒体社交环境，可谓任重道远。当前，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尝试：一是少年儿童专属网站运营机构与知名新媒体进行合作，共同设计开发具有较强安全性、趣味性、指导性的少年儿童的社交载体，以知名新媒体为平台，对少年儿童进行专用社交载体推送；在提供服务时应该充分考虑不同终端和多种接入方式，比如，手机对于农村孩子和流动人口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由于手机较电脑便宜，而且便于移动，因此农村和流动人口更倾向于使用手机），少年儿童专属社交工具需考虑这些人群的特殊需求。二是新媒体为少年儿童建立社交专区和频道，并由少年儿童服务机构进行规制、指导和运营监管，本着对少年儿童有利的原则，严格进行年龄认证、信息审查等方面的监管。
2．提高父母对子女社会交往的指导能力
新媒体作为巨大的信息库，为少年儿童提供了丰富的服务资源，如果能够正确引导，就能有利于提升少年儿童的人际交往能力。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都要正确看待新媒体对少年儿童社会交往的影响，消除对新媒体的排斥心理，充分尊重少年儿童使用新媒体的愿望和权利，这是正确引导少年儿童使用新媒体进行社会交往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学校、家长、政府都应各负其责，强化对少年儿童使用新媒体进行社会交往的监管和指导。
父母要指导少年儿童正确使用新媒体，全面掌握孩子利用新媒体进行社会交往的状况（包括社会交往的对象、载体、内容、动向等），并不断丰富自身的新媒体社会交往知识储备，引导孩子使用安全健康的社交工具、遵循正确的社交规范和礼仪，指导他们提高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和自我保护、自我约束的能力（特别是要指导少年儿童提高对影响自身生命财产安全和健康成长权益的风险信息的辨别能力），最大限度地避免少年儿童在新媒体环境下出现角色冲突。这方面，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先进经验。新加坡媒体管理局成立了“互联网父母顾问组”，通过对父母进行新媒体知识辅导、推广过滤不良信息的“家庭上网系统”等方式，协助父母指导孩子健康使用网络等新媒体。父母要指导和监督少年儿童适度使用新媒体，督促孩子学会自我调适，不能因新媒体社交而脱离正常的社会交往。这就需要父母引导少年儿童参与丰富多彩的社会交往活动，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现实社会交往机会，让孩子置身于各种各样的现实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在接触社会中了解现实社会、融入现实社会，在各种社会交往活动中增强交际能力。当然，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努力培养与孩子的良好关系，多与他们交流，多容忍他们在社会交往中的不足之处，尊重他们的个人交往，鼓励他们在现实社会中与别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3．提升媒介素养，培养良好的媒介使用习惯
学校在引导少年儿童正确使用新媒体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自然也要负起培养少年儿童新媒体社会交往能力的主要责任。首先要通过实践课程，进一步普及新媒体相关知识，培养合理的新媒体使用习惯，加强新媒体社会交往安全方面的教育，指导学生提高社交信息观察力、鉴别以及自我保护意识，并教育学生有效利用新媒体的社交资源，从单纯的休闲娱乐、信息共享、感情沟通，到学生的学业进步和自我发展。要建立新媒体行为管理与约束机制，主动把少年儿童应遵循的社会交往道德转化为必须遵守的校规校纪，争取家长配合，加强监督检查，尽最大力量避免少年儿童的不良交往。同时，要经常性组织以学校、班级为单位的集体社会实践和社会交往活动，努力让学生在现实社会中获得群体归属感，增强他们的人际沟通意愿和能力，弱化他们对新媒体虚拟社交的向往。教师要主动摸清少年儿童的社交心理、社交动态，有针对性地进行个别心理辅导，抓住“症结”，对“症”下药；对有孤僻、自我封闭心理的少年儿童，要关心爱护他们，倾听他们的烦恼，化解他们的心理疙瘩。学校还应开设心理教育方面的课程，建立心理咨询室，成立心理小组或协会等，促进学生学习必要的心理知识，增强自我心理调适能力，提升自我教育的能力。
4．整合社会管理职能，加强媒介监管
少年儿童新媒体社会交往日益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需要政府部门整合管理职能进行积极干预，从宏观的角度净化少年儿童新媒体社会交往环境。要加强立法，依据《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等现有法律法规，制定专门的少年儿童新媒体社交安全保护和社交新媒体监管法规，强化新媒体社交平台身份认证、信息分级与过滤的监督检查，明确新媒体社交载体提供商、运营商等相关机构保护少年儿童权益的义务和责任，指导、约束新媒体运营者、少年儿童监护者等相关人员的行为。这方面可提供借鉴的是日本的《交友类网站限制法》，该法规定，在少年儿童使用新媒体社交载体时，如果运营商没有向他们传达禁止使用的信息，将被判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罚款100万日元；该法还通过限制“以青少年为对象的异性交往的言论”和“与青少年进行以金钱为目的的异性交往”，有效阻止了交友网站对少年儿童的伤害。要加大新媒体监管和执法力度，对新媒体社交载体不良信息进行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净化少年儿童新媒体社交环境。要加大投入，大力发展和鼓励、扶持少年儿童专用社交载体开发建设。
5．丰富少年儿童现实中的社会交往实践
要加快建立少年儿童新媒体社交道德引导机制，由政府主导部门负责，将新媒体社交道德教育纳入教学体系。要加强舆论引导，在全社会形成少年儿童新媒体社交技能培养共识，并以健康向上、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引导少年儿童强化新媒体社交的选择、判断能力和批判、自控意识，将社交道德规范内化为新媒体社交道德意识。同时，政府也应为丰富少年儿童现实的社交实践提供更多机会，韩国政府出资兴办“跳出网络”训练营，通过开始丰富多彩的军事训练、体能训练、心理康复训练等活动课程（包括骑马、练搏击、做陶艺等），免费为少年儿童提供在现实世界加强社会交际的机会，训练营里被禁止使用新媒体，有效削弱了少年儿童对新媒体的迷恋。这值得我们积极借鉴。
总之，加强少年儿童新媒体社交技能培养和引导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各方面要共同发挥功能作用，帮助少年儿童形成良好的新媒体社交模式，塑造少年儿童健康的人格，实现少年儿童的全方面发展。
尚会鹏，心理文化学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心理文化学的基础研究，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文化与国际关系研究。著有《印度文化史》、《种姓与印度教社会》、《闹洞房》、《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中日文化冲突与理解的事例研究》、《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心理文化学：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本次研究中，科研人员采访了尚教授。
刘忠魏（以下简称“刘”）：尚教授，您好！我们知道您长期以来致力于对文明社会的比较研究，并提出了心理文化学的系统理论，这些基础性的研究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正在做一个关于新媒体与少年儿童社会化的研究。其中，我们想向您请教的问题如下。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像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iPad等新媒体正日益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趋势会对少年儿童社会化产生什么影响呢？
尚会鹏（以下简称“尚”）：少年儿童社会化的核心内容来自他们的日常生活。家庭、社区和学校等是最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也是少年儿童日常生活的重心所在。因此，新媒体进入日常生活，对少年儿童的影响最为基本的有两方面：首先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不仅是对少年儿童的影响，成人的世界也在发生变化，人们的交往方式和获取信息的方式都在改变，最终会导致新的观念，新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变化，这才是最为深刻的变化；其次是对少年儿童的直接影响，儿童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要比成人强大，他们正处于学习和社会化的关键阶段。新媒体，像电脑、智能手机本身具有的游戏和娱乐功能对少年儿童的吸引力也很强。
刘：的确，在我们的研究里面，娱乐和游戏是新媒体最吸引少年儿童的功能。另外，新媒体对人们的交往方式的影响也非常大。世界似乎真的越来越像个由互联网连接的“地球村”了，这个村子在参与的人数或说规模上不断扩大，人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面对一系列新的变化，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尚：新媒体的发达有利于人们获取各种信息，也为人们接触各种思想、获取各种知识提供了方便。但对于少年儿童的社会化或说少年儿童的成长，首先应该注意的问题就在这里。我的观点是，不要因为学习知识容易了，就忽略与儿童的情感互动。新媒体再发达也不能取代亲子间的情感交流和人格互动。
刘：您的这个观点值得思考。这个问题可能是问卷调查和访谈所难以发现的。请您展开来谈一谈。
尚：我先谈媒体的发达对儿童成长的影响。各种媒体对少年儿童社会化的确越来越起重要作用。这有两个含义：一是，人们通过媒体获取信息，学习经验。传统村落里，妈妈育儿经验主要是从上一代学来的，有问题问老一代，口口相传下来，有的凝结在育儿习俗中。现在，许多妈妈有问题去网上搜。当然，这主要是在城市。在农村，传统的育儿方式仍然是主流。其次，过多的媒体介入对育儿方式产生影响：例如，父母工作忙，把孩子锁在屋子里，看电视，孩子沉溺于电视和电子游戏，缺少亲密联系，对儿童成长不利。所以，在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手段越来越发达的今天，父母与孩子的交流和沟通反而可能变少。
刘：您说的育儿方法是指家长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和引导吗？
尚：是的。这是少年儿童社会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亲子关系是新媒体和任何其它新兴科技所不能替代的。
刘：现在的家庭关系主流上趋于平等，也越来越重视情感交流。但很多家庭的亲子关系还是不容乐观。一些所谓的问题少年或说问题儿童往往就出自这些家庭。对于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尚：问题家庭和问题儿童的出现有很多因素。但关键的是人们的“生命包”出现了问题。
刘：请您具体讲一下“生命包”问题。
尚：第一，“生命包”是指对我们来说最为亲密的人、物和文化理念，像空气、水、食物一样须臾不能离开。“生命包”的内容必须具备三样东西：人、物和文化理念。这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人的幸福和快乐包括三个方面：人际关系和谐、物质满足和精神丰富。三者比例可以不同，但不能差别过大，更不能完全缺失，否则就会处于不均衡状态，就会出问题；第二，我们需要对生命包中的人、物和文化理念投注感情，即生命包中的人必是亲密之人，物必是心爱之物，文化理念必是执着之念。也就是说，在这个生命包中，人的安全、社会交往和地位三种基本要求均须达到“感情要求”的层次；第三，人与这个生命包处于动态均衡之中，不均衡就会寻求均衡，完满生命状态就是人与一个健康生命包之间维持着高品质动态均衡，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生命包的均衡来改善自己的生命状态。
刘：您的“生命包”理论非常强调文化理念。那么，生命包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也请您谈一谈。
尚：我们是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的。不同文化的人际关系的特征不同，我们的说法是“基本人际状态”不同。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独特的“人的系统”，它必定是强调了某些条件而弱化或忽视了另外一些条件，从理论上说强调某种条件必以弱化另一些条件为代价，因而也各必有其利弊。每种文化都与某种独特的心理文化取向和文化总理想相联系，并由此产生了受推崇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因而个体也趋于一种独特的“生命状态”，具有某种受推崇的人格特点，但同时也都可能会出现与之相联系的某类问题。例如，与西方“个人”相联系的主要心理文化取向是“个人中心”，行为层面上的取向是“自我依赖”，个人社会的文化总理想是“个人的彻底自由”，个人社会的价值观体系是“个人主义”，强调的所有价值观诸如独立、自由、平等、民主等，几乎都和个体人有关，与之相联系，更受推崇的人格具有积极、进取、自信、实际、坦率、自尊等优点。但同时，这也有一些问题，例如使人具有内心不稳定、孤独、焦虑、不宽容等缺点。在中国，传统“伦人”相联系的主要心理文化取向是“人伦中心”，行为层面的取向是“相互依赖”，伦人社会的文化总理想是“人与人关系的彻底和谐”，伦人社会的价值观体系是“伦人主义”（集中体现在儒家思想中），强调的价值观诸如孝、悌、敬、忠、仁、义、礼、信、和等，几乎都和人伦关系相关。与之相联系，更受推崇的人格有重视家庭、重视人际关系、稳定、谦逊、中庸、节制等优点，但同时也有轻视个性独立、依赖他人和权威、缺乏自信等缺点。
刘：看来“生命包”和文化的关系密切。那么，在新媒体的推动下，全球化日益深入，不同文化的交流和接触日益密切。这会对儿童的社会化产生哪些影响呢？
尚：一般来看，社会文化的变迁是极为缓慢的过程，因此，基本人际状态的变化也是非常缓慢的。但新媒体的出现有可能加快这一趋势，多元思想对基本人际状态的影响也非常复杂。要分析这个现象，应该把媒体因素和家庭、社区等因素结合起来。值得明确的是，每种文化都有各自的优点，不能简单的把某个文化的某些特征作为衡量的标准。例如，西方的育儿方式和育人理念通过各种媒体，影响着中国的育儿方式和育人理念，影响着儿童的成长，从而对中国人文化的内核发生影响。新的育儿方式和理念，特别是鼓励个体独立的西方育儿方式和理念的影响，会对中国传统育儿方式和理念产生影响，这是世界性的“个人化”趋势的表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发生了变化，这是比经济和制度变化更为根本的变化。但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从理论上说，这会矫正传统中国育儿方式和理念的缺点，有利于培养现代社会独立的公民意识。但所有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西方个人社会育儿方式的目的是把人打造成完全独立、自由的个体，但这样的个体通常有更大的不安全感，内心的孤独、自我中心，人际关系淡薄。因此在个人社会、自闭、抑郁的个体更多，这也是我们这个日益个体化的世界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可能会加剧这个问题。
刘：这个例子非常恰当地说明了任何新生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既有正面力量，又可能会带来某些负面影响。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每种文化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基本人际状态”，也就是“生命包”？但各类“生命包”都既有优点，也有不足？
尚：是的。可以这样理解。
刘：那么，在新媒体背景下，面对西方个体文化的冲击，我们应该怎样改进少年儿童的社会化呢？
尚：首先要认清不同文化下“生命包”的利弊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然后才能改进。中国人在吸收西方个人社会培养教育孩子方式优点的同时，切不可忘记，中国传统育儿方式和理念并不是一无是处，他有自身的特点。相对于美欧社会的“个人”，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是“伦人”状态。其特点是，人有一个由家庭成员等近亲、挚友组成的亲密圈子，亲属关系至高无上。中国传统的育儿方式和理念，总的取向是为了服从、义务而进行的社会化，就是在模塑伦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它不像个人社会的社会化那样鼓励个人独立，强调权力和自由，而是鼓励孩子融于他所属圈子，成为圈子的一员。譬如，中国人很重视儿童“让”的意识培养。小孩拿着好吃的，要先让他人吃，在家里让大人吃，哥哥姐姐要让弟弟妹妹。这种意识是替他人着想，先人后己，这样大家才能亲密，集团才能和谐。但根据这种意识教育出来的孩子，行为方式不是遵循一种普遍的规则，而是相对的。个人的权利意识、独立意识淡薄。这是需要加以改进的地方。
刘：你可以再具体谈谈少年儿童的“生命包”应该包括那些要素吗？
尚：我们的生命包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幼儿处于生命包形成期，生命包的内容比较简单：妈妈（或其他照顾者）、奶瓶。随着年龄的增长，生命包内容丰富起来：朋友、家人、心爱的玩具以及某些文化理念。“生命包”对于儿童成长的意义，首先是依据生命包的原理——心理社会均衡原理——培养儿童。生命包里有三样东西：亲密之人、心爱之物和执着之念，人、物、精神三个方面。人的成长，这三样东西不可缺少。培养孩子，这三方面不可偏废。让孩子有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丰富的精神世界、生存技能和健康的物质观。生命包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人，亲密之人，这是其它任何东西都无法代替的。有的父母天天很忙，没时间和子女在一起，对孩子的成长不利。另外，一些家长想用钱来弥补，这是错误的，钱弥补不了父母与子女的相处，亲子之间的亲密关系是钱买不来的。其次要认识到，将来孩子是否心理健康、生活快乐，取决于他能不能形成一个健康的“生命包”。孩子独立，说明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生命包”。健康的生命包也一定必备三样东西：一是亲密之人，孩子一定要有亲密圈子，相互帮助、能够倾诉的家人，朋友（“哥们”或“闺蜜”）。其次，一定的物质基础，获得物质基础的技能。这是生存的基础。得有工作干，有收入。工作不一定能挣大钱，但必须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培养孩子从某种简单事情中获得陶醉的心态。鼓励孩子有几件自己的心爱之物，不一定贵重，这能增加孩子心理的稳定。第三是精神方面，要让孩子多体验，相信某些道理和某种理念，以提升人的生活。鼓励孩子有自己喜欢的格言或座右铭等等。这几个方面做到了，你的孩子基本上可说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刘：根据您的观点，家庭本身就是人们“生命包”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父母的“生命包”和儿童的“生命包”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尚：亲子关系本身就是人们的“生命包”中最重要的内容，父母子女互为亲密之人。而父母的喜好和思想观念也会影响到子女。所以，父母的“生命包”和儿童的“生命包”关系密切。但切记，父母应该给孩子相对独立的空间，不要把自己的“生命包”强加给孩子。因此，父母应该鼓励儿童去交朋友，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形成自己的思想等等。但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母、老师等亲密的成年人一定要做好榜样。父母和老师的“生命包”是否健康，会直接影响儿童的“生命包”。因此，说到底，儿童的社会化不仅仅是儿童自身的问题，儿童是否拥有健康的“生命包”和我们的家庭、学校、社区等关系密切。
刘：感谢尚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我的一个基本感受是，新媒体迅猛发展的当下，多元文化思想和各种观念密集互动，我们更需要对我们自身有清醒的认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的命题更加重要。文化的影响日益深刻复杂，对儿童和成人都是如此。只有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生命包”都圆满了，才能形成幸福和谐的社会环境，才能为少年儿童创造积极健康的成长环境。
注：摘编自孙宏艳主编的《新媒介与新儿童——新媒体与少年儿童社会化研究报告》，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
责任编辑：孙宏艳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