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同学请坐下，下面请李大钊同学发言。”这是2017年前后在青少年间广泛流传的一个梗。然而在20世纪初的山河破碎面前，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的陈独秀似乎是很难坐下的。电影《建党伟业》里的陈独秀就是以慷慨激昂、光芒四射地全程站着演讲的形象出现的。这符合陈独秀的一贯风格，毕竟“陈独秀的秀是优秀的秀”，毕竟陈独秀是一个要站着说话的人。

因为，苦难的中国需要陈独秀成为五四运动中最耀眼的名字。因为，历史在冥冥之中要让这个抓住70年代尾巴出生的陈独秀来充当“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因为，历史冥冥之中注定要让这个一生经历坎坷的陈独秀走出“人子”时代，带着一群更加年轻的80后，90后“新青年”去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

一、“人子”陈乾生

（一）造化钟神秀

1859年的欧洲，马克思公开发表他的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时距离《共产党宣言》诞生已经过去了整整11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已经着手构建起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框架。他认为19世纪50年代末爆发的经济危机必然导致革命的新高潮。哲学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发表《论自由》，成为西方自由主义的集大成之作。而这时不少中国士人正试图用宋代道学家邵雍的“运会”思想解释中国社会面临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一年，大清帝国与太平天国的殊死搏斗进行到紧要关头。是年冬天，湘军统帅曾国藩率领四路大军围攻“天京”的最后一道屏障——安庆。其后，太平天国陈玉成、李秀成等奋力保卫安庆。安庆城外一度尸横遍野，连河水也被血染的鲜红。1861年，安庆失陷。在战争的宏大叙事过后20年，发生了一件也许微不足道的小事。安庆城北门驻扎军队的“后营”被毁，遗留下来的残屋破瓦成为了十八家贫苦人家的栖身之所，人称“后营十八家”。这其中有一个名叫陈章旭（字晓峰）的带着自己的三子陈象五，四子陈昔凡艰苦过活，却对科举拥有范进式的执念。1879年10月9日，象五之子乾生的来到世间，谱名庆同，字仲甫。

 

图为陈独秀安庆故居一角。

 

（二）“没有父亲的孩子”

乾生两岁时，其父遭遇不幸。6岁时，祖父把靠八股文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乾生身上，开始他学习四书五经的“义务教育”生涯。然而，年幼的乾生生性调皮，更不愿意读这些之乎者也。望孙成龙的陈晓峰无奈祭出家长屡试不爽的法宝——狠命地打。小时候经常挨打的人知道，叫的越惨，是越容易博得停手的。但是，陈乾生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如何被毒打，都是像木头人一样，不声不吭，即不哭也不讨饶。把严厉的祖父气得几乎发狂。

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他母亲为此不知流过多少眼泪，并劝他说：“你要好好地努力读书，将来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气；你父亲读书一生，未曾中举，积忧成疾，英年早逝，叫人痛心。”母亲一面哭，一面讲。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有力量。“听妈妈的话”，这也许一种古今皆然的感受。后来他对人说：“不怕打，不怕杀，就怕人对我哭，尤其是母亲哭……”陈晓峰没有料到的是，这个孩子长大后的参与的“凶恶”行动将宣告一个旧时代的死刑，另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多年以后，陈也自我评价说：“真想不到我后来做了使他们害怕的康党、乱党、共产党，并不是什么举人、进士、状元郎。”只是哀叹“家门不幸”的陈晓峰已经看不到这一切了。乾生10岁时，祖父陈晓峰不幸去世，他就跟着哥哥孟吉读书。多年以后，名震天下的陈乾生站在朋友面前，总会想起白胡子爷爷狠命地打他的情景，总称自己是“没有父亲的孩子”。

 

图为陈氏族谱。

 

作为“人子”的乾生不仅具有执拗的性格，思维中的破坏性也早早显露。他幼年极为聪慧，却对八股文没什么兴趣，钟情于《昭明文选》这些“不务正业”的书。他在私塾读书时，又十分调皮，常把同学们已经做好的文卷抢来撕掉作游戏，等老师要做文卷时，他一挥而就，而别的同学则只好干瞪眼。

（三）秀才的秀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与后世网传的“同九年，汝独秀”不符，经历过11年“义务教育”的陈乾生，在安庆府学宫参加府试，才开始一枝独秀。那一年的考题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答题，出于“人子”本分参加科举的他将闲书上看来的鸟兽虫鱼的名字和《康熙字典》上的偏僻文字写就一篇“发誓让人看不懂”的“弘文”。没想到居然阴差阳错受到考官大人的赏识，让人大跌眼镜地名列榜首。也许，那时候他就已隐隐摸索到了发表“权威论著”的核心秘密。陈乾生成了秀才，母亲高兴地煮了许多红鸡蛋散给亲友。这一年他被过继给没有儿子的叔父陈昔凡，并与曾任安庆副将的高登科之女高晓岚订婚。

 

图为青年陈独秀。

 

（四）落榜变“康党”

18岁夏，陈乾生随同兄长前往江宁（今南京）参加乡试。他在考场上看见一个大胖子考生，在酷暑炎热的考场中一丝不挂，拿着自己最得意的文章走来走去，拖长怪声念着，“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本来对科举没有好感的他对着这个怪现象看了一两个钟头，陷入了无尽的沉思。“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有如此这般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他这么一思考，把之前准备的考试内容尽数忘记，最终落榜。科举落榜的陈乾生思想日趋新化，与维新人士交往日益密切，成了乡人眼中有名的“康党”。

民间俗语说：“女大三，抱金砖。”是年秋，作为“人子”的陈乾生在终身大事上奉父母之命，和大他三岁的高晓岚完婚。后育有三子一女，即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陈玉莹（陈筱秀）。后来离开了高晓岚的陈乾生一度贫苦交加，不知是否就是在这里埋下了草灰蛇线？

（五）“兄弟”

张作霖之后，陈乾生前往杭州求是学堂学习造船，因思想激进而退学。恰逢继父官运亨通，前往在东北的新民、辽阳州等地为官，乾生追随而去。陈昔凡在东北收有一名早年丧父、绿林出身的巡警马队帮带为义子，名叫张作霖。作为“人子”的陈乾生与张作霖就这样令人啼笑皆非地“以父之名”下成了兄弟兼同窗。两人也曾每日一同好好学习，最终却未能一道天天向上。这不能不说又是历史冥冥之中注定。“秀才遇上兵”，终归“有理说不清”。“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陈的好友和同志李大钊壮烈牺牲在张作霖的绞刑架上。不过这已非当时的陈乾生所能知晓。

 

图为电影《建军大业》中的陈独秀听闻李大钊遇害的消息，沉痛地坐下了。

 

二、“疯子”陈独秀

（一）转向革命派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1900年，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但凡有血性的中国人就不能不为之扼腕。在东北的陈乾生亲身经历了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国破家亡之感油然而生，思想也开始发生转变。1899年，母亲查氏去世，陈返回安庆。了无牵挂之后，为了寻求救国道路，陈乾生来到日本东京学校留学。此后陈多次来到日本求学。

第二次，留学日本期间，他又为自己取名“陈由己”。他一边学习日文，同时用英文、法文看书，撰文介绍欧洲文学思潮，还与苏曼殊一起翻译英诗。据章士钊说，《神州日报》所载《论欧洲文学》等论文都是他的作品。实际情况可能就是，做一些寻章摘句的学术，并非他的兴趣所在，他所追求的是在思想层面上的新突破。这时，陈乾生已经从“康党”转向了革命派。

至于日常生活，更不是他的关心之所在。1914年（农历甲寅年），陈曾在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长期不出门，起居又无度，个人卫生也未曾注意。一天早上，章士钊见他黑色衣衫满是星星白物，惊讶地问：“仲甫！这是什么？”他则淡定地答：“虱耳。”

（二）“举世怪骂之独秀君”

1914年，《甲寅》杂志于11月10日出版的第一卷第四号发表了署名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针对当时风行的爱国主义，独秀提出“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国不足爱，国亡不足惧”刺痛人心，遭人非议。

独秀是谁？！人们纷纷打听。

独秀正是陈乾生的笔名。梁启超则称他为“举世怪骂之独秀君”。

这是陈乾生第一次用“独秀”在《甲寅》杂志上发表文章。换来的是一片骂名，不过有人骂，也说明有人关注，就看自身如何看待了。在同期杂志上，还载有他的《双枰记叙》一文，署名“独秀山民”。而独秀山即是陈家乡安庆怀宁的一座名山。“孤峰不与众山俦,直入青云势未休。曾得乾坤融结意,擎天一柱在南州。”这是张固的一首诗。偏要与众不同，一枝独秀的山和陈的性格不谋而合。以后，陈常爱用独秀这个名字发表文章。陈独秀从此名震中外。

时至今日，人们只知道陈独秀之名，而不知其谱名庆同，更忘记了本名乾生。“你们要抓的是陈独秀，与陈乾生何干？”后来，即使在家乡已经没有人知道写着陈干生（陈参加科考的名字，音为qian,阳平）姓名的墓碑下埋葬着谁。凭此他的尸身在一次次动乱中躲过劫难，又在日后得以重见光明。似乎是历史冥冥中自有安排。

不狂不放不独秀。不过，当“独秀”这个有点张扬名字出现在刊物上以后，又引起人们的一番议论，说他也太狂了些。他的同乡好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风趣地对他说：“仲甫，你太不客气了，似乎目中无人，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是‘秀’的，其他的都是‘莠’也！”

三、新青年陈仲甫    

（一）一段惊世骇俗的恋情

作为新青年的陈独秀，有一段惊世骇俗的恋情。1909年，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高君曼到安庆，住到了姐姐家。此时，陈独秀与高晓岚感情已破裂，天生丽质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学女青年高君曼与姐夫陈独秀接触的过程中，感情由亲情而爱情不断升温。

31岁的陈独秀最后选择自由恋爱，与高君曼正式私奔,从1910年至1925年共同生活了15年，育一子一女：陈鹤年和陈子美。姐夫娶了小姨子，这场惊世骇俗之恋曾经引起轩然大波。

此时的高君曼患肺结核卧床吐血，两个幼子嗷嗷待哺，他必须养家。陈独秀办《新青年》一开始是“为稻粱谋”。当时办期刊尚属“新媒体”，不过对于1904年就单枪匹马办《安徽俗话报》的陈独秀来说，他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包揽编辑、写作、排版、校对、分发、卷封、付邮等全套流程。作为资深媒体人的陈独秀，自然首先想到办杂志创业。另一方面，《甲寅》也确实不够他挥斥方遒了。

（二） 创办《新青年》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撰的《青年杂志》创刊。1916年9月1日，这份杂志因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创办的《上海青年》刊名有雷同之处，遭到抗议。本是被迫改名，陈独秀借此契机调整了编辑方针，将计就计宣传改名是为革新。更名为《新青年》。

 

图为陈独秀与他主编的《新青年》。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激情澎湃地十二次提到青年：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呜呼！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于此乎！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

“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

“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

（三）“收视”凄惨

与他的文中的激情澎湃鲜明对比的是《新青年》一开始的“收视”凄惨。每期近一半文章是光杆司令亲自上阵。主打文章署名陈独秀，国内外大事记、通信等栏目署名记者，其实还是他。读者来信今天几乎一眼能看出是陈独秀角色扮演自卖自夸。即便如此自我炒作，加上赠送和交换在内，每期只能印一千份，收不回成本。

有时候，人生既然选择了一枝独秀，就不得不面临孤军奋战的窘境。

 

图为《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

 

他的《新青年》也鲜有人知晓，鲁迅后来说“不特没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足见其凄凉。似乎又印证了有文章被人骂骂，也并非全是坏事。

（四）“三兔闹北大”

陈独秀的人生转折点在“三兔闹北大”。这三兔，指的是兔年出生的陈独秀、比他大一轮的蔡元培和比他小一轮的胡适。当时，蔡元培正为北大物色文科学长，有人推荐了陈独秀，还拿了已出版的10本《新青年》给他看。读到陈独秀撰写的文章，峥嵘岁月重现眼前，蔡元培断定，这就是能够帮他一扫旧学风的革命者。

《新青年》要继续在花果凋零中寻找续命之方，当时陈独秀到北京寻找“天使基金”，住在前门西河沿中西旅馆。蔡元培几次去拜访他。甚至蔡早上去的时候，陈还在睡觉，蔡元培叮嘱茶房不要叫醒陈独秀，坐在板凳上等陈醒来，着实有三顾茅庐的诚意。陈独秀自认为，一没有学位，二没有经验。蔡元培说不碍事，你没有文凭不教书，但你可以当领导。于是蔡让陈当文科学长（当时文科是北大最大的科），相当于研究院的院长。之后，北大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后来才有了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人的加入。

 

 

图为1918年8月，北京大学哲学门师生合影。前排右四为蔡元培，右三为陈独秀。

 

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陈独秀在北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当时的北大，保守派和新文化运动人士针锋相对，连学生中也有左、中、右等派别，唇枪舌战，显示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的盛况。

（五）“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

陈独秀宣告：“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与十八妖魔宣战者。”

“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之也。”

陈独秀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的主张是“不容他人之匡正”的。胡适后来说，“当日若没有陈独秀的‘必不容他人之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陈独秀的狂放直率、思想犀利、敢为人先在此可见一斑。总之，陈独秀进入北大，堪称其人生中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转折点。

陈独秀入职以后，把他的《新青年》作者都聚集到北大。杨昌济从湖南一师调来，李大钊接替章士钊担任图书馆馆长，博士学位尚未正式拿到的胡适和中学没毕业的刘半农，都给予教授职位。这些人加上在北大若干文科教授，形成了《新青年》文学社团。

 

图为胡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从左到右）蜡像。

 

陈独秀办《甲寅》时，李大钊投稿反驳他的观点，两人不打不相识，改名《新青年》后的第1号，李大钊即发表《青春》一文，思想内容与陈独秀发表的改名宣言《新青年》极为一致，从中可以看出知己之情。刘半农原本在上海靠给鸳鸯蝴蝶派媒体投稿为生，在报刊堆里发现《新青年》，主动找到编辑部拜会陈独秀，如遇灯塔，从此脱离旧文人圈子成为其麾下主力写手。杨昌济在湖南一师任教时注意到了《新青年》的反孔思想，开始投稿，并向学生大力推荐这本杂志，《新青年》仿佛一声春雷，惊醒了沉睡中的青年。陈独秀的“黄金搭档”胡适也在第二卷登场。胡适也曾给《甲寅》投过稿，提出中外文明结合的主张正合陈独秀心意，《青年杂志》创刊时，胡适仍在美国留学，陈独秀想向他约稿，恰巧汪孟邹与胡适都是绩溪人，早就认识，替他们牵了线。通信中，胡适谈到文学革命八主张：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摹仿古人、语言须有个我在，等等。较之陈独秀，胡适对自由主义有更深刻的理解。对周树人来说，“在黑暗里发一点光”，有时需要“等候火炬”。周一度用抄古碑来“麻醉自己的灵魂”。正在这时，《新青年》编辑钱玄同到寓所拜访并约稿。周试着写了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发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陈独秀见鲁迅的文稿是白话小说的形式，且“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故极为欣赏。为此，陈独秀后来写信对鲁迅的弟弟周作人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鲁迅自己则说，自己应《新青年》编委的约请，“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中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那“奔驰的猛士”正是陈独秀。1918年1月的第四卷一号起，《新青年》由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人轮流主编，并取消投稿。“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敢有这番自信，因为陈独秀早已不是上海弄堂里的光杆司令。

四、“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君

（一）“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会，把持和会的英法美等列强无视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不顾中国民众呼声，竟然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而《新青年》以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惊醒了长期被束缚于封建桎梏中的一代青年，点燃了至今不灭的思想解放的火炬。5月4日，经过新文化运动熏陶的青年们，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可以说《新青年》杂志创导的新文化运动与学生爱国运动是互为因果的。因此，陈独秀也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然而在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这一天，陈独秀并未出现在集会现场。直到5月7日下午，他才写信给远在上海的胡适报告当时的情况：“四号下午，京中学生三四千人聚集天安门，到东交民巷各使馆；适礼拜日，英美公使都出去了；学生即到曹宅，曹逃避，章宗祥刚在曹宅，受了一顿饱打，幸亏有一日本人竭力保护，送在日华医院竭力医治，现在生死还不能确定。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但是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人放火（放火是不是学生做的，还没有证明），难免犯法……惩办被捕的学生30多人（大学为江绍原等22人），整理大学，对付两个日报，一个周报，恐怕是意中的事。”

（二）“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25号报道了6月3日北京千余名学生举行露天讲演惨遭镇压的情况：“民国八年六月三日，就是端午节以后一日，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因为学生团又在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日，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这一日，陈独秀为声援和鼓舞被捕学生写了篇精悍而又富有哲理的短文《研究室与监狱》。文中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过上了他所宣扬的“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6月9日，他起草并亲自散发了著名的《告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取消对日密约、罢免卖国官吏、保障市民集会、言 论 自 由等“最后最低之要求”。6月11日夜，陈独秀在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五层楼上向游客抛撒传单时，当即被北京警察厅巡警和步军统领衙门密探逮捕。

 

陈独秀散发传单的新世界游艺场。

 

（三）“我祝陈君万岁！”

消息传出，全国舆论沸腾。各社会团体、名流、学者、青年学生纷纷通电发函营救。一位青年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撰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

“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克莫克拉西”（民主）。”“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陈君为这两样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

“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

“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图为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

 

这个青年叫毛泽东。紧接着，他在《湘江评论》第二期指出“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办法在于民众的大联合”。这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宣言，但这宣言意味着旧的时代已经失去了它的青年，青年们则将接过棒来，去奋力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五、历史不会忘记

有人认为“五四”是一个反抗父权的精神弑父时代。陈独秀二岁时丧父。李大钊尚未生而父先死。胡适三岁时丧父。蔡元培十一岁时丧父。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十六岁十二岁时丧父。这些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匠们既是现实中的孤儿，也是思想上的孤儿。这是一种历史的巧合，还是偶然中的必然？

无论如何，被青年毛泽东祝福万岁的陈独秀，早已不再是那个挨了父辈打骂一声也不吭的孩子。“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切社会意识都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这是历史唯物主义颠仆难破的一条基本原理。然而，在具体的人物思想形成中，社会存在却总是通过个人生平经历曲折地反映到个人的思想意识，陈独秀也不例外。从“人子”到秀才，到康党，到革命派，到“疯子”，到《新青年》主编，到北大文科学长，再到“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的人生历程，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一个时代转折下知识分子的探索、挣扎与蜕变。

这一代的新青年逐步摆脱“人子”时代的封建束缚，对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时期的三民主义也逐渐失去了兴趣。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的表现，让一部分具有家国情怀的先进知识分子，重新考虑中国的未来。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究竟什么样的思想适合拯救处于危亡境遇的中国？

历史似乎表明，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形而下的世界总是轰轰烈烈，形而上的世界显得隐隐约约，但却真正深入到我们这个古老文明的灵魂。“科学”和“民主”一旦成为救亡的工具，又是否意味着真正的科学和民主精神的跌落？

虽然1919年的五四运动距离1859年马克思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但是历史的潮流似乎越来越清晰了……

 

 

图为电影《建军大业》经典台词：“我们听一下陈独秀同志的意见吧。”

 

1919年底，毛泽东以青年人特有的热情，开展驱张运动。陈独秀听闻消息，喜极欲泣，他在《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中说：“我们奋斗不过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敬可爱的青年身上复活了！”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并帮助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陈独秀缺席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则成为参加中共一大的湖南代表。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陈独秀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精神》的讲话。

1923年，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陈独秀与毛泽东一道被选为中央局成员，其中毛成为中央局秘书，第一次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1927年7月，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的一个讲话中提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同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于江津石墙院溘然长逝。

1945年4月21日，在中共七大会议前夕的预备会议上，毛泽志做了一个报告，其中再次讲到陈独秀：“我们现在可以说说陈独秀，陈独秀应该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周围的人像李大钊，对五四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后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百忙之中指示安庆有关部门妥善照顾陈独秀第三子陈松年一家人的生活。

197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距离1915年《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提出“潮流所及，莫之能违”已过去63年。

1981年7月，邓小平在陈独秀墓地的有关材料上批示：“陈独秀墓作为文物单位保护。”

2013年，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具有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同毛泽东同志等革命青年一道，大力宣传并积极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

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年末到2018年间，陈独秀的百度指数出现了反常的飙升，并在2018年元旦前后达到峰值。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百年前站着的陈独秀发出历史之问。

“陈独秀在历史上有多优秀？”百年后网上的青年们不断地反复追问。

我们该如何回答这位“奔驰的猛士”？

又当如何回答新时代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