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上每一次重大变革与进步，几乎都伴随着青春能量的释放。青年与国家、青年与社会、青年与政治等以青年为观察坐标的繁芜谱系研究，越来越受学界、政界乃至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纪念是为了唤醒历史记忆，传承精神价值。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起点，人文社会科学界尤其是青运史工作者，需要穿越百年风云，以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框架，对五四运动和中国青年运动进行更有意义的新阐释，为当代青年深度而精准地理解五四精神提供帮助和启示。
一、广义的“五四”与新青年的诞生
“五四”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具有强大冲击力的象征符号和历史遗产，似乎任何阶级、政党、集团、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思想资源。在中国人的思维定势中，对某种事情较为隆重的纪念，常常以“整十”甚至少是“整五”为节点。这也就造成了很多人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偏差，即“五四”就是1919年5月4日当天发生在北京街头的那场爱国学生运动。其实，在政治学、历史学、文学乃至哲学领域，学者们通用的“五四”概念多属广义层面。一般认为，五四运动时期始于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止于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还有学者认为，广义的五四运动包括1919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五四”事件及20年代一系列文化及政治争议①。也有学者把五四时代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五四”指1919年以前，大致可以从1914年陈独秀等人主张建立宪政民主算起；“五四”中期开始于1919年5月4日自动自发的学生爱国运动；五四时代的后期开始于1921年，爱国运动转变成为政治运动。②这是从时间范围的界定，虽然各自的依据、视角不同，但总体比较明晰。
自五四运动爆发以来，学界政界社会界对于“五四”的理解认知见仁见智，逐渐形成一个基本共识，即“五四”不再被视为单纯的历史事件（当然，很多普通民、部分非专业人士仍持此议），而是一种多元复合的政治现象、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其实，当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瞿世英就在《晨报》上发文说：“五四运动的功绩不独在拒签德约，不独是罢免国贼，不独是街上添了几次学生的游行，也不独是多发了几次传单……他的功绩是给中土以一个有力的新文化运动的动机”，“五四是奉着新文化运动的使命来的”③。“五四”发生40年后，周策纵在哈佛大学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五四运动史》，其中写道：“五四运动实际是思想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的结合，它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以实现民族的独立、个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公正”；“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是抛弃旧传统和创造一种新的、现代化的文明以‘拯救中国’。”④以上是对五四运动内涵的广义分析，符合历史与文明进步的事实。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曾作过这样精彩的设问：
“八股一：五四被当作一场单一的爱国学生运动，持此论者天真到觉得一天的事就能改变世界。我的回答是：五四是具长时段的全方位革新运动。它的影响时间至少应拉长到20世纪40年代。
八股二：五四是一只面目狰狞的‘反传统’恶兽，罪不容诛，它必须为近代中国人所有欺师灭祖的行为负责。……神像被砸，老师被打也是五四惹的祸。我回答是：历史研究如果也搞老子英雄儿好汉这套‘唯成分论’‘血统论’，岂不狠狠扇了自己一个嘴巴！
八股三：批五四居然成了兴国学的一个理由，遗老遗少纷纷借攻五四出气，以批鲁迅为时髦，遍地以‘返祖现象’为荣，奇观妙境一时无两。我的回答是：堕落到拿五四当国学的出气筒，只能看出所谓“国学”的贫血和虚脱。
八股四：五四是‘个人解放’的尝试，如果‘个人’得不到自由，就说明五四完全失败，毫无意义。我的回答是：‘个人主义’是西方舶来品，不是中国文化骨子里的东西；我并非反对自由主义，但仍以为，‘个人’自由学得像确是五四的目标之一，但绝非五四的唯一价值所在。
八股五：五四是一场纯而又纯的文化运动，是学术积累的大成，却与政治无关。我的回答是：这是故意躲避意识形态解释的借口，情有可原却于理不合，偏离了历史的本相。学术文艺乃是五四的一面，五四的另一面是诱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造风潮。其得失成败虽见仁见智，却难以回避。”⑤
因此，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⑥这正是基于广义五四运动的共识而做出的重要论断。
由此，我们可以更为清晰理解，“五四”作为历史形成的特定符号，既承载着政治革命的运动式展示，也包容着思想与文化的历史性转换，还蕴含着社会革命与时代变迁的现代起源。在广义的五四运动氛围下，中国青年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回望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历史，尽管历朝历代不乏年轻人聚众参加农民起义的集体行动，也有年轻读书人干预朝政的太学生运动，但由于三纲五常在思想意识上的严格控制，分散在私塾、家庭和三十六行(多为手工作坊)中的青年，缺乏内在机制勾连难以成为影响社会进程的整体性力量。
鸦片战争20年后，清政府设京师同文馆，1872年开始派留学生，成为近代教育在中国的开端。经过戊戌变法开办新式学堂，1905年废除科举制，中国学生身份的青年不断增加。辛亥革命时国内学生约300万人，是1905年的2倍。到了1917年7月，全国共有大专院校86所，其中大学10所，学生1446人；专科学校76所，学生15795人。中学653所，学生75595人；师范学校195所学生24959所；职业学校84所，学生10524人。小学生有380多万。此时，北京已有中高等以上学生2.5万人。
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推动着一系列迥异于传统观念的关于国家、民族、社会、人生的新观点、新思想，包括人权、科学、个性解放、民主、自由、平等、开放、启蒙、理性、社会主义等内容，这些理念构成中国现代人格的基本要素。青年学生在各类学校接触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新青年》杂志像春雷初动一样，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在这样特有的政治、社会环境下，具有新特征的一代青年成长起来了。自此，“五四”便与青年就有了密不可分联系。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思想精神的传承、政治社会革命的实现、现代化的推进，需要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接力。从民国时期的五四青年，到强国时代的奋斗青年，都在为完成时代所赋予的神圣使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
二、青年运动从未过时与 绝非告别“五四”
当青年群体作为社会角色担当者的主体性形成之后，在重大事件面前，必然产生相应的集体行动来回应社会关切。五四运动中的青年学生就是凭借满腔家国情怀，肩负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使命，掀起自由、民主、科学之风，猛烈冲击旧制度、旧伦理、旧文化，并迫使其摇摇欲坠。可以说，知识界的震荡，唤醒了古老的沉睡的国度，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外交失败，却赢得了公众与社会的新生，因此也成为中国青年运动的伟大开端。
的确，关于五四运动不容回避且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很多。比如，发生在100年前的五四运动呈现给世人的表象是什么？留给后世的遗产又是什么？自1919年以来，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呈现什么样的轨迹曲线，其形式和实质发生过哪些变化，哪些属性没有变化？在五四运动10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双重纪念语境下，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以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观察视野，对青年与国家、青年与社会、青年与政治等重大关系进行研判，致力于把握青年运动发展的特质和趋势，阐释中国青年运动的新价值，以增强当代青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历史担当。
青年运动作为社会运动的一种，是由青年群体基于某种社会需要或切身利益，为达到某种政治、经济、社会目的而组织起来，具有一定规模、一定时间跨度、较大社会影响的集体行动。从全球范围内看，青年运动是经济取向还是政治取向，是破坏性还是建设性，是反体制的还是制度化的，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政策走向、地方当局的行为方式乃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状态。由此，青年运动反映的是青年与国家、青年与社会的关系。五四运动作为中国青年运动的一个典型标本，对中国人的认知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而人的思维在某一特定历史语境之下形成惯性和定势之后，很少会主动进行自我变革。考察同一事物前后异同，既要从变迁路径察看事物的形态，又要从出发点和落脚点考究事物的本质。
一个重点的观点是，青年作为敏感于时代变化的人口群体，总是活跃在社会变革的最前沿。他们感受相同、思考相近、反应相似、相向而行。纵然现代社会分工再细，青年分层分化再剧烈，青年形态再原子化，在重大和基本问题上依然存在共识，行为也有内在逻辑。也就是说，青年集体行动依然有共同的社会基础。否则，就真像马克思所说的一口袋马铃薯，那也就不叫现代社会了。所以，研究认为，只要国家与社会存在，青年运动就永远会存在，不会过时。只不过在中国，因为人们对“运动”理解的习惯性常识和误区，我们必须重新认知青年运动的内涵、结构以及机制变迁。不然，何以理解从革命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直都在使用“青年运动”这一概念呢？应该说，中共高层是把青年群体作为推动社会变革重要力量来看待的。青年运动是青年的集体行动，不是个人行为。青年发展的大趋势对社会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当然，这种大趋势之下也有小趋势，小趋势也可能汇成大趋势。
2019年4月19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运动的研究，深刻把握当代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规律”。在这里，习近平又一次提到“青年运动”，显然在于强调以史为鉴、以史为师，从而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叙述至此，还有一个认识误区需要提及，那就是在“告别革命”若干年后，又有人声称要“告别五四”。在五四运动100年之际重新审视这一话题，颇有别样之意义。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中国，已经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为地球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00年以来，以“爱国、民主、科学、进步”为重要内容的五四精神作为一种基因，已经植入到了中国青年的思想细胞中。从某种意义上讲，五四精神是一种青年精神、现代精神、未来精神。我们告别的是积贫积弱的时代，但绝不会告别伟大的五四精神。
从另一层面上讲，当代中国面临着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大变局需要大格局，大问题的解决呼吁思想的大解放。而思想解放一直以来也是改革开放的内在动力。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思想的大解放呢？需要重新认知五四运动精神与今日中国的相关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所需要的是寻回“五四”，而绝非告别“五四”。
三、中国青年运动在对“五四”的继承与超越中延展
史实表明，五四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开启中国革命和中国青年运动的新航道。自此100年间，同中国社会一样，中国青年运动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重大变迁，但变化的是形态，不变的是实质；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价值。不变的本质，就是爱国主义、民族复兴，其他民主、科学、进步等价值理念，都在爱国主义旗帜的统领之下。
革命年代的青年运动，其实就是街头政治，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尖锐的斗争性、激烈的冲突性和极大的破坏性。所以至今还有很多人一提及青年运动，就马上想到学生上街。这是中国青年运动最初的特征，也是第一张标签。这是因为“五四”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俄国革命的道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推翻一个旧世界，是要刺刀见红的。处于革命大潮之中的青年运动，必然具有鲜明的革命性特征。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以后，社会成员高度依附于政权组织体系、思想行为方式高度一元化、青年群体高度同质化。这一时期青年运动的目的建设国家、改造社会、重塑自我，带有广泛的轰动性、激情的参与性、全新的建设性特点。比如青年突击队、青年志愿垦荒运动、上山下乡运动、学雷锋运动，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动员。由于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又多以“群众运动”为主要体现形式。所以，这一时期的青年运动又被理解成群众运动。这是青年运动的第二张标签。
改革开放为青年运动注入新的活力，改革中的一代代青年（1980年深圳开始建特区时，内地大批青年“孔雀东南飞”，其主力是50后、60后青年；当代青年的主体是90后、00后），沿着中国共产党开辟的现代化新路，敢为人先，先行先试，青春能量的释放与变革的时代同频共振。从新长征突击手到中国青年创业行动，从五讲四美三热爱到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从出国热到文化热，从经商潮到民工潮。这一时期的青年运动带有明显的多元性、嵌入性、整合性。这也正是很多人所不能理解的青年运动形态。
那么，革命、建设、改革三个历史时期青年运动形态转换中不变的逻辑是什么？是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没有哪一个精神正常的青年希望自己的祖国一天天烂下去，而是希望一天天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辉煌历史，曾经当过世界老大的国家。
其实，“五四”纪念的历史几乎与五四运动本身的历史一样悠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致力建构五四革命话语体系，以适配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五四叙事侧重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号召其积极投身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构五四话语体系，以更为务实的机制，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推动青年建功立业，健康成长。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念“五四”，力求回归本源，唤起初心，超越世俗，走向理性，从而更加有效地激励广大青年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
总的来说，中国青年运动继承五四精神，100年来不变的主题就是强烈的爱国主义，就是为民族复兴而奋斗，其他民主、科学、进步、人权、自由、启蒙、理性、个性解放等价值理念，都在爱国主义旗帜的统领之下。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就比较容易加深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是当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这一著名论断的历史认知。
四、以“五四”为起源的青年运动逻辑考察
发生在100年前那场由青年知识分子发动的五四运动，促使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探索发生根本性逆转，爱国青年在多重比较中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方向。五四理念构成中国现代人格的必备要素，主体意识觉醒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此后成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日益结合，推动现代政党的诞生，从此成为领导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政治力量。
许德珩作为五四运动的当事人，在改革初起的1979年反思道：“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虽然表示了人民政治觉悟的提高，使亲日卖国的安福系政权遭受到严重的打击，但整个政治局面依然为黑暗势力所笼罩，北洋军阀集团仍旧是北京反动政府的骨干……这样的社会究竟怎么办？‘中国往何处去’这一问题，也就提到了每一个爱国青年的面前。大多数青年向往俄国的十月革命，认识到解决中国问题必须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中国。……当马克思义同当时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很快发展成为行动纲领，后来它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就发展成为无产阶级政党了。五四运动是以进步学生发端的群众运动。五四运动中建设中国的口号是‘科学与民主’，我们是要建设科学的新中国，更要建设民主的新中国。在追求进步思想的热潮中，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群众运动的实践，则日益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在这种情况下，涌现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也唤醒了大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⑦
中国青年（以觉悟了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先导）自五四运动登上历史舞台，在长达100年的奋斗历程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扬五四精神，同全国人民一道，反对强权，抵御侵略，艰苦奋斗，锐意创新，迎来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推动国家、社会日益走向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实际上燃烧的是青年激情，依凭的是青春力量。我们如果以五四运动为起点展开反思，主要是考察现代理念、现代意识的启蒙何以在青年群体中持续，中国青年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中如何发挥作用。如果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展开反思，则主要考察在新国家、新社会、新制度的交互作用下，青年运动是如何促进国家制度建设和现代化进程的，青年又如何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全面发展。而以上这些对中国青年运动的研究考察，主要基于两组逻辑展开。
第一组为横向逻辑：一是政治逻辑，政治时空的变迁决定着青年运动的政治方向。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成为中国青年运动的坚强领导者。党的历史方位的变迁、阶段性任务的调整都对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产生决定性影响。二是社会逻辑，社会时空的变迁扩大或压缩青年运动的社会空间。政治革命的目的在于推动社会革命，而没有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同步变革，是很难保证政治革命的成果的。青年群体作为最为活跃的社会力量，其集体行动既受社会变迁的影响又反作用于社会变迁。三是青年逻辑，青年的代际变迁影响着青年运动的呈现形态。不同的时代环境塑造不同的青年特征，百年以来尽管中国经历了内忧外患的风风雨雨，但砥砺前行的稳定方向是实现现代化，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潮流和规律。一代代青年成为越来越具体现代性的探索者、报晓者。
第二组为纵向逻辑：一是解放的逻辑。广大青年紧跟中国共产党在追求民族独立的同时，也实现着青年的独立，在解放社会的同时，也是解放青年自己；二是建设的逻辑。广大青年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也建设自己的家园，在开创社会新风的同时，也塑造青年的灵魂；三是改革的逻辑。广大青年同全国人民一道，在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体制和机制的同时，也改变自己的人生境遇，在建构国家现代化的同时，也实现人的现代化。革命、建设、改革三重逻辑环环相扣，前者总是为后者开辟道路或奠定基础，后者总是前者水到渠成或柳暗花明的必然。应该说，这三重逻辑的“主语”是中国共产党，“宾语”是中国青年。换言之，由五四激进知识分子创立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着建设新中国的生动革命实践，为中国青年运动开辟了广阔空间。
五、双重纪念语境对历史经验与时代价值的再审视
虽然说研究社会机理不能像农村赶大集一样得凑日子，但重要历史节点来临时所生成的浓重氛围，的确又能迫使日常忙碌的人们稍停脚步去对历史本身进行深层思考。在“100+70”的双重纪念语境⑧下，回望中国青年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党的正确领导是青年运动的成败关键。中国青年运动最为突出的特色，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离开了先进政治力量的引领，只凭青年人的激情和冲动，难以持久，也难成大事。历史已经证明，在以往近百年时光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攻坚克难，砥砺探索，赢来了民族的新生和现代化的曙光；历史还将证明，在未来30多年实现强国梦的征程中，同样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高瞻远瞩、举旗定向。相应地，中国青年运动也必须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才能保证运动的科学方向和良好效度。尽管每一场青年运动的发生发展，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因素和现实逻辑，但如果离开远见卓识的谋虑规划和有效力量的策动组织，只能误入他途或无果而终。
第二，共青团是青年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动员者。中国共产党是青年运动的领导者，中国共青团是青年运动的组织者。所谓领导者，有时是直接发出政治号召，有时则是创造社会氛围。所谓组织者，是奉命而独立开展工作，从事具体的宣传发动、组织动员乃至调配整合。在不同历史时期，共青团的全部工作和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党的奋斗目标、政治纲领、战略部署展开的。于是，“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就成了共青团工作最大的政治逻辑。一个时期以来，共青团要想赢得青年，真正成为青年运动的组织者和动员者，必须坚决摒弃“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把握青年的时代脉搏，研究青年运动的内在规律。
第三，青年自觉是青年运动得以勃兴的深层因素。所谓自觉，是指青年有所认识而主动去做，是一种内在自我发现、外在创新的自我解放意识。在100年的历史上长河中，青年总是引领风气之先的，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一直走在时代前列，成为“天然”的革命派。在青年运动的舞台上，青年是充满激情与想象的自觉的行动者和创造者。愤怒是青年的天性，生理禀赋使然；而奋斗则是青年的天职，社会使命使然。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青年运动100年的历程，也是从“愤怒”青年到“奋斗”青年实施主体转换的过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人的现代化是基础性工程。而青年的禀性与现代性最为接近，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第四，植根民众是青年运动得以持久的动力源泉。中国青年运动产生于中国社会土壤之中，与社会各阶层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青年运动要达到影响社会、变革社会的目标，必须遵从人们的认识水平、思维习惯、传统风俗、道德伦常和价值取向等，与广大民众同向而行，通过有效的工作获取更广泛的认同和最有力的支持。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任何脱离人民群体的事业都将一事无成。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铁律。从某种意义上说，青年与社会存在一种张力，社会在塑造青年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被青年反塑的事实。
六、当代中国青年运动的场景建构
“建构当代中国青年运动场景”是一个非常宏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很难用一两句话描述清楚。这里只不过试图在青年运动研究中引入学科视野或理论视野。那么，第一个问题场景的定义。研究认为，这里的场景是指一定时期的政策环境、社会环境（大社会的概念，包括社会心态、价值取向、社会变迁）。不同社会场景中生成的青年运动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在思想活跃、社会控制弱化的场景中，青年的集体表达更为自由奔放一些。
随后的问题是，青年运动的场景需不需要建构？回答是肯定的。场景建构实质上就是引领青年运动的方向和趋势。接下来的还有一系列问题：如何建构？谁来建构？建构的目标是什么? 建构的步骤与过程又是怎样的？研究认为，场景建构的目标就是把青年运动纳入到制度体系之内，引导广大青年由“愤怒”到“奋斗”，实现青年运动由抗争向嵌入的完全转换。“国家要发展，青年首先要发展”。所以，青年运动场景建构的主体，一是执政党、政府，从顶层设计上做战略性制度安排。青年群体会根据这些政策对自己影响度关联度，做出相应的反应；二是宣传、教育、社保等职能部门，具体服务于青年成长的各个方面。《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把青年成长划分为思想道德、教育、健康、婚恋、就业创业、文化、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合法权益维护、预防违法犯罪、社会保障等10个方面；三是共青团、青联、学联等青年组织，它们在青年中拥有传统的不可替代的影响力，需要在革新中重塑形象；四是企业、社团及社会各界，他们的认知和选择直接影响着青年的价值取向和行动取向。场景建构的内容包括政策选择、公共舆论、社会变革、政治共识、身份认同、组织网络、政治动员等。
以上这些只是宏观逻辑的基本设想，现实中国青年运动有其自身运作的规律，建构场景既需要有积极的态度，又需要有稳妥的路径，不能太天真，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如何让主流价值成为多数青年的自觉追求？党的青年组织如何以新形象推动青年运动？如何与世界青年运动对话？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对五四运动和中国青年运动研究明确提出了“四个讲清楚”“两个统一起来”“回答好两个为什么”的要求，即“讲清楚为什么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讲清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指导思想，讲清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讲清楚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断完善发展”；“把研究五四精神同研究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统一起来，同研究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统一起来”；“回答好为什么当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为什么当代青年必须把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伟大理想……”。
为此，青运史理论工作者要进一步明晰青年运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注意吸收、借鉴和综合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青年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以规范的学科范式和深刻的思想阐释，不断增强五四运动和中国青年运动研究的学术性、科学性和解释力，努力揭示100年来中国青年运动嬗变的规律和趋势，从而更大范围地实现对当代青年的思想引领。
不忘历史，方得未来；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种历史法则对中国青年运动的自身发展是成立的，对中国青年运动的理论研究也是成立的。
注释：
①邓秉元：《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
②林毓生：《认识五四认同五四——迟到的纪念》，《读书》2009年第7期。
③瞿世英：《五四与学生》，《晨报》1921年5月4日。
④[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中译本），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北京公司2016年版，第341页。
⑤杨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页。
⑥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
⑦许德珩：《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五四运动的片段回忆》，《红旗》1979年第5期。
⑧“100+70”的双重纪念语境，即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