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社团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
闵小益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东园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青年的先进组织正式成立。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历史条件，一般的研究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为青年团的建立准备了思想条件；二是青年社团的发展，为青年团的建立准备了组织基础；三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为青年团的建立提供了组织领导。笔者曾著有《他们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的思想基础》一文，对第一个问题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本文拟就第二个问题——青年社团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的关系作一深入的分析，以此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建立90周年。
一、五四前后青年社团的发展
1915年陈独秀等人发起新文化运动，随着中国先进青年的逐渐觉醒，一些进步社团开始成立，比较著名的有武昌互助社、长沙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北京大学新潮社、北京平民教育讲演团等等。这些青年社团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由于中国学生的不懈奋斗，充分发挥了先锋和桥梁作用；由于新的政治力量——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直接参与“三罢”斗争；更由于全国人民的支持，五四运动最终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使当时的一些先进青年认识到自己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开始认识到工农群众的巨大力量，同时也更深刻地认识到当时的社会“没有一样不是黑暗、恶浊、悲观、厌烦，如同掉在九幽十八地狱里似的。若果常常如此，不加改革，那么还成一种人类的社会吗？所以我们不安于现在的生活，想着另创一种新生活，不满于现在的社会，想着另创一种新社会”。随着改造社会呼声的日益高涨，更多的青年社团在各地迅速大量涌现，如天津觉悟社、浙江新潮社、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上海等地的工读互助团、江西改造社等等，据估计，五四后一年中出现的青年社团数量约有300-400个。
从总体上说，这些社团基本都以学生为主体，如北京大学新潮社、北京平民教育讲演团、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天津觉悟社等。有许多社团的成员甚至是十几岁的中学生，如1919年末成立的青年学会，其成员基本都是开封河南省立第二中学毕业班里的进步学生；1920年初成立的觉社，他们的成员主要是北京一些中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还有一些是刚毕业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如长沙新民学会、北京工读互助团的部分成员等等。尽管他们大多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青年，但都有改造中国社会的志向，振兴中华的抱负。正如新民学会组织者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中所说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当时最大的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在其发起旨趣中也声称：“本会同人何以发起斯会呼？盖以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本会同人因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故少年中国学会者，中华民国青年活动之团体也。”
五四前后的青年社团是为了改造社会而诞生的，从它们成立初期的宗旨来看，是改造社会，包括改造国民和青年自己。如新民学会的宗旨是“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国民杂志社的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浙江新潮社的宗旨是“谋人类——指全体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化；改造社会；促进劳动者的自觉和联合”。其它社团的宗旨也大体相同。
在如何改造社会的问题上，由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如贫富差距、底层人民的穷困、童工、失业、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社会对立、犯罪、环境污染等，因世界经济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无遗，五四前原本想学习“法兰西文明”的这些青年，都逐渐抛弃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想法。随着战后西方各种思潮的涌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参加这些社团的青年很快掀起了一股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通过出版各种刊物，对社会主义各个流派，包括对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学习和探索，参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讨论，“劳工神圣”的宣传，以及一些青年社团成员在“工读互助”、“新村主义”、“平民教育”、“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救国道路上的亲身实践，这些青年社团的成员和全国其他进步青年一起，在不断探索寻找着改造中国社会的出路。
到了1920年的五一前后，这些青年社团和进步报刊结合庆祝国际劳动节的契机，广泛展开了关于劳工运动的宣传，显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倾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这之后，一些青年社团的杰出组织者如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蔡和森等相继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其领导或参加的社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有的甚至已直接以科学社会主义为自己的宗旨。其中如长沙的新民学会，在毛泽东、何叔衡的组织下，于1920年8月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在1921年1月1日至8日新民学会长沙会友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究竟赞成哪一种主义的表决时“赞成波尔什维克主义者十二人……赞成德漠克拉西二人……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一人……未决定者三人”。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已占绝大多数。再如1920年3月发起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君宇）、何孟雄等，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通过有组织的学习活动，“产生了进一步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的要求，这就为北京社会主义小组的成立作了准备”。原来一些包容各个方面成员的青年社团如少年中国学会，其中的一部分成员也强烈要求“学会有采一种主义的必要，而且不可不为社会主义”。特别是一些原先参加工读互助团，幻想建立和发展空想社会主义的“新村”组织的进步青年，在残酷的社会环境下，也开始丢掉幻想，改而信仰科学社会主义，走上了参加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革命道路。所以说，五四前后青年社团的发展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准备了组织基础。
二、青年社团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中的作用
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先建立，紧接着、北京、武昌、长沙、广州等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也相继建立。研究这些早期团组织的创建史，可以发现，青年社团在早期团组织的创建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甚至有些地区的早期青年团组织直接就是在一些进步社团的基础上建立的。
1．浙江新潮社、工读互助团以及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等青年社团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
1919年秋，俞秀松、施存统、周伯棣等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和其他几所学校的学生一起创办了浙江新潮社（前身是双十半月刊社，成立于是年10月10日），对黑暗的社会制度，特别是虚伪的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攻击。因此受到了当局和各种旧势力的竭力迫害，《浙江新潮》到发行第三期后被迫停刊。此时，在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的倡议下，经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等17人发起，北京工读互相团正式成立，在杭州无法立足的俞秀松、施存统、周伯棣等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活动。但是在残酷的社会环境下，北京工读互助团的社会实验活动很快于1920年3月底失败。这就使俞秀松、施存统等人明白了在旧体制下，靠少数人和团体的社会实验，根本不能成功。俞秀松、施存统等人从此抛弃了空想社会主义，到上海参加了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筹建活动。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受中共早期组织的指派，由俞秀松出面主持，于1922年8月22日用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在浙江第一师范时的老师，共产党宣言的最早翻译者）、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震瀛）、俞秀松、叶天底等8人的名义，正式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任团的书记。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后，在机关所在地霞飞路渔阳里举办了“外国语学社”，以团结、培养进步青年，并且为输送青年到苏俄学习做准备。其学员很多都是从各地青年社团选派来的，如肖劲光、任弼时、周兆秋、胡士廉、任岳、陈启沃等6人，就是由新民学会毛泽东、何叔衡等发起成立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介绍来的。这些由各地青年社团选派来的学员，如肖劲光、任弼时等在那里参加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上海团组织的最早的团员之一。
2．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等进步青年社团是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的基础
1920年3月，邓中夏等发起建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开始了有组织的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活动，为参加这一社团的进步青年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在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自1920年3月14日平民教育讲演团推选邓中夏为总负责人——总务干事、高君宇任文牍干事后，也起了重大的变化，它接受了邓中夏的建议，“广邀团员，以为大扩充之地步”，并确定了今后的活动方针为“除城市讲演之外，并注重乡村讲演，工场讲演”。4月18日，邓中夏带领讲演团成员到长辛店讲演，开始走上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按照上海社会主义建团的要求，立即着手筹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草拟了团章，并寄给在长沙的毛泽东。11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召开，参加会议的有邓中夏、高君宇（尚德）、罗章龙、刘仁静、何孟雄、缪伯英（女）、朱务善、黄日葵、张国焘、李骏、范鸿劼等人，大多数都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成员。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国民杂志社、新潮社的成员高君宇被推选为书记。
值得一提的是，邓中夏、黄日葵等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者，还在五四后推动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全国学联）的成立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
3．互助社、利群书社在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中的作用
武汉团组织的初期名称是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4月9日才改名为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以武汉中学进步学生为基础组成的，其成员还包括湖北省第一师范、一中、旅鄂湖南中学、外国语学校、高师、高商等学校的进步师生，其中很多人是武汉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分子。在董必武、陈潭秋等直接领导下，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召开了第一次组织会议。
互助社是武汉地区最早出现的青年社团，成立于1917年10月8日，恽代英是发起者和组织者。互助社在武汉地区的五四运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1920年初，恽代英在武昌把一些主要的进步青年社团联合起来，成立了利群书社，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湖北青年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利群书社还和毛泽东主办的长沙文化书社建立了密切联系，文化书社的一些成员也加入了利群书社。尽管恽代英没有直接参与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但是武昌早期团组织得以建立，是和恽代英领导的互助社、利群书社的影响分不开的，利群书社的组织者之一李叔渠就是武昌团组织的最早成员，并在团的第一次组织会议上做报告。1937年，董必武在《创立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那时，武汉有一个激进的青年团体，他们有乌托邦和半无政府主义思想，热衷于搞‘新农村运动’。这个团体的中心在中华大学，他们创办了一个‘利群书社’。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名叫恽代英。他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是中国早期最优秀的青年领导人之一。这些‘新农村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不久他们就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并有许多人参加了共产党”。正是因为互助社、利群书社在青年中的影响力，这两个青年社团的许多成员如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肖楚女等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后，都成为团的重要领导人和骨干。
4．新民学会等青年社团和长沙、旅欧早期团组织的建立
新民学会正式成立于1918年4月14日，参加发起的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罗学瓚、陈昌等都是长沙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和志同道合的挚友。新民学会在湖南的五四运动、1919年11月至1920年6月的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1920年9月至12月的湖南自治运动，以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中，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920年7月，毛泽东在北京、上海活动了半年多时间后回到长沙，相继在长沙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发起成立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同年9月，毛泽东、何叔衡组织了这些社团的成员在一师附小、一师校友会或文化书社集会，学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经常参加活动的有新民学会会员彭璜、陈昌、熊谨汀、郭亮、肖述凡、易礼容等人，为建立革命组织做了准备。10月，毛泽东接到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立即在长沙开始了建团工作。他首先从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的成员中，发展团员，先后入团的有刘少奇、何叔衡、彭璜、陈子博、肖铮、彭平之、郭亮等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1月13日正式成立，毛泽东任团的书记。
新民学会和其他几个青年社团在中国共青团早期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
五四运动后，中国青年的旅欧勤工俭学活动达到了高潮，总人数超过了1600多人，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法国。国内一些进步青年社团的成员也参加了这一活动。他们中的一些优秀分子如少年中国学会的赵世炎、天津觉悟社的周恩来、新民学会的蔡和森、李维汉等，利用在欧洲的有利条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的了解，很快相继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随着旅欧学生中越来越多先进分子的思想转变，留学生中逐渐形成了几个进步青年社团如劳动学会、工学励进会、工学世界社（前身为工学互助社）以及在法的新民学会会员等，他们在赵世炎、蔡和森等人的领导下，先后开展了“二八（1921年2月8日）争生存，求学权请愿”、1921年6月至8月的“拒款运动”和同年9月的“争回里大（里昂大学）”运动等三次大规模的斗争。
尽管由于争回里大运动遭遇失败，蔡和森、李立三、陈毅、张昆弟、罗学瓚等104人被驱逐回国，但他们的革命斗争促使了更多留学生的转变，为旅欧团组织的创建做了准备。在侥幸逃出的赵世炎及周恩来、李维汉等领导下，经过紧张筹备，1922年6月３日，旅欧青年团组织在巴黎郊区布伦森林中的一个小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18名代表。会议确定旅欧青年团组织的名称为“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赵世炎（乐生）任书记，周恩来（伍豪）任宣传委员，李维汉（罗迈）任组织委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青年社团在青年团的创建中起了很大作用，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得以建立的重要条件。可以说，没有五四前后出现的进步青年社团，就不可能有早期各地团组织的创立。当然，由于早期各地团组织大多是在各种青年社团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思想信仰的分歧，组织成份的混杂，以及缺乏统一的领导机构等缺陷，因此在成立后的发展过程都遇到了各种挫折，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国共青团的创建史时也应注意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加强了对青年团早期组织的领导，使各地团组织信仰一致，思想统一，组织和活动都发展到新的阶段，很快成为有17处地方团组织，5000多团员的全国性组织。1922年5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宣告青年团正式成立。从此，中国青年有了自己的核心组织，中国青年运动翻开了新的篇章。
三、新时期共青团仍应重视和发挥青年社团的作用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中国社会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90年前中国青年改造社会、振兴中华的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努力已经初步实现：中国已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了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部分指标已经跻身中等水平国家之列；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局面已经得到了彻底改变，香港、澳门已经回归。中国共青团从正式成立时的5000多人，发展到8000多万团员，成了执政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当代中国青年各种社团和90年前相比，无论在组织形态上还是内容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大量的青年自组织。从总体上说，这些青年社团和青年自组织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参与人数更多，发展迅速，参与群体更加广泛，凝聚了大批青年；二是思想更加活跃，更加开放，主体意识更强，接受新事物更快，有很强的社会参与热情；三是新的文化形式、生活方式也在青年社团和青年自组织中不断形成，如热心社会公益、慈善、环境保护、自身发展等，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功能；四是有强烈的爱国心和公平正义感，是非分明，憎恨假的、丑恶的、坏的东西，希望我们的社会更美好、更和谐，我们的民族更强大，希望真、善、美的社会意识能占上风。特别应关注的是，以新的组织和集结方式形成的青年自组织，从游离于社会的边缘状态逐渐融进社会的各个层面，从鲜为人知的“隐性组织”发展成为全社会日益关注的力量。作为一种新兴的组织形态，这些依据兴趣爱好等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体正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青年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也面临发展的困境，需要共青团组织加以关注并予以正确的引导。
正是基于这些特点，我认为，新时期共青团仍应重视青年社团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各级团组织要根据共青团十六大报告的要求，“加强对青年社团的服务与管理。各级团组织要高度关注青年自组织，把握青年中相同兴趣爱好者之间需要交流互助、共同提高专业水平的特点，深入研究青年自组织产生和发展的趋势，加强同青年自组织沟通联系，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对青年自组织的引导和管理，同时要主动培育和发展具有自组织特点的青年社团”。提升青年社团参与社会管理、改革开放、参政议政等方面的积极性和能力，协调共青团、青年社团和广大青年之间的关系，发挥青年社团在团结凝聚各界青年方面的作用。我们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共青团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各种青年社团，和广大青年一起，在构建和谐社会，参与社会管理，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法制建设、伦理道德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进步文化发展，环境保护，维护全民族和广大青年的利益，特别是底层劳工青年的利益，反对腐败和封建残余，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推动人的充分发展，最终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等各个方面都将大有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巨任务，必将在一代又一代青年的不懈奋斗中得以完成。
注：原载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纪念中国共青团成立9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
闵小益：上海青年运动史研究会理事、秘书长，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
摘编：陈卫东
责编：李 艳
（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