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及活动（1）：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及活动

发表日期：2012-06-24作者：编辑：system出处：

 

1．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

1920年4月，经李大钊介绍，魏金斯基一行来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商谈了在上海建党的工作。为了沟通中俄两国间的关系，他们决定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建立中俄通讯社（后改称华俄通讯社），由魏金斯基的翻译杨明斋负责。于是，由杨明斋、陈独秀出面，租下了霞飞路渔阳里6号。此前，渔阳里6号是戴季陶租住的（1919年入住），他在玻璃窗上还写了几首诗。1920年5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8月上旬，又成立了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两组织的负责人都是陈独秀，活动地点就设于陈独秀的寓所老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2号。

据李达回忆：“1920年夏季，内地有许多青年脱离了家庭，离开了学校，来到上海找新青年社的陈独秀和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的邵力子。党在上海发起以后。决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S.Y.），并租定渔阳里6号作为容纳青年的住所。并介绍他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派俞秀松同志（党在上海的发起人之一）负责支持。”

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于新渔阳里6号成立，俞秀松、施存统等8名成员为第一批共青团员，最年轻的俞秀松为书记。“由于是国内最早建立的青年团组织，因此担负了组织、发动和指导全国各地的建团任务。俞秀松主持制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这个章程分寄给各地共产主义者，要求各地建团。不久，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天津等地也陆续建立了团组织，团员发展到1000多人。”在此基础上，1921年4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对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起到了发动和指导的核心作用。1921年11月，青年团临时章程中明确规定：“在正式团的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团的机关代理中央职权。”

2．开展革命活动

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是以渔阳里6号为主的，但党中央基本上也在这里活动，甚至人比较多的会议也在这里开。开会有时在客堂里，有时在厢房里。开会时，大家搬了一只椅子聚在一起就谈，也没有一定的形式。有许多传单印刷品都在这里印，所以当时有两三架油印机，写蜡纸用的铜板等等都齐全的，不过都是日本掘井腾写堂的货色。

成立后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

（1）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团员。刘少奇、任弼时、李中等约20余人是在这里加入的团组织。

（2）创办中国第一所干部学校——外国语学社。据许之桢说：“为什么要办学社呢？一方面是做好党的掩护，一方面是可以发展组织。所以外边的人也可以参加学习的。”1920年9月，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团中央机关公开创办了外国语学社。为了不引起怀疑，外国语学社在《民国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由本华人教授，读音会话有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银二元。额满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语者请速回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此白。”1921年7月，外国语学社又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刊登“外国语学社添招新班”的广告：“本社添招英文、俄文、法文、日文学生各一班。有志向学者，请即至法界霞飞路渔阳里六号报名，每班报名者满念名以上即行开课。报名费一元；学费每月二元。”实际上学员都是经各地进步组织介绍，来自各地的进步青年，浙江、安徽、湖南的居多。学生人数少时二三十人，多的时候有五六十人，其中有刘少奇、萧劲光、任弼时、张太雷、汪寿华、谢文锦、王一飞、梁柏台、李启汉等。他们大都半工半读。

周伯棣回忆时这样说道：“我到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学习是在1920年11月20日至1921年5月份，是俞秀松介绍的，以前我和俞秀松是同学。我在杭州，因为父亲失业了，家中经济发生困难，俞秀松写信给我叫我到上海半工半读，我就从杭州到上海，进了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记得我当时就和俞秀松两人住在亭子间里，俞秀松叫我管图书，每月有6元工资，听说这笔钱是沈雁冰同志等的稿费，用这笔钱买了许多书，多余的就给我作工资，我就一面管图书，一面学俄文，准备到苏联去学习。”1982年，曹靖华回忆：我们这个班，上课时在渔阳里六号，下课就各自回到三个省的同学住宿处。我在S.Y.读书时，只我一人是河南人，因我是从安徽来的，所以我就住在安徽同学的住处。我记得好像是在法租界南成都路附近一间大房间，没有家具，没有床铺，就睡在地板上。我在这个外国语学社学习，既没交学费，也没交饭费和宿费，全是S.Y.包了。

据许之桢回忆：新渔阳里比老渔阳里造得迟，所以当时整个里弄房子都还是很新的……6号的大门口挂着一块“外国语学社”的木牌子，二尺来长，一尺光景阔，白底黑字。据包惠僧回忆：“学校没有立案，为我党初期的联络接洽与一些半公开活动的机关。”室内布置大致为：“客堂里地板漆得很漂亮，放着一张圆桌，几只靠背椅子，是硬的（注：不知是何种式样）……课堂后面有一块紫红色的板壁（注：据我们调查是六扇屏门），板壁后面是扶梯，再后面便是灶间，灶间的布置记不清楚了。楼下厢房里有写字台，也有长桌子，（注：不知是否就是现在的会议桌？即上海所称的大菜台？）凳子、椅子方的长的圆的都有，并不一律。前厢房对着天井的墙壁上挂有一块黑板，厢房后面还有一小间，是做厕所的，自来水也装在这里。（注：据我们调查自来水是装在后面小天井里的。）楼上中间，厢房，亭子间都做宿舍，床铺也不一律，有用木板的，有用棕棚的，也有睡地铺的，有的挂帐子，有的不挂。”

当时的俄文老师王元龄于1959年3月19日到渔阳里6号来时回忆：“当时用的黑板没有现在那么长、阔，约140公分长，80公分阔，课桌式样，大小差不多，是这样的，桌面上没有放笔的槽槽，颜色记不起，好像不是一样颜色，也有黄的，但不显明，近深咖啡色。我是1920年春季哈尔滨毕业的，7月份回上海，冬天杨明斋同志到我的地方来接洽，过了阴历年约二月份，初春我到这里教书，未到大热天约阴历五月份就结束，我来上课时间是下午，吃饭后。结束后，起初据说到法国去，后来知道他们是到苏联去，他们在路途中还用俄文写信给我，这些信现在都找不到了。”1921年3月底，俞秀松接受青年共产国际的邀请，受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委托，前往苏俄。他这次到苏俄的任务，一是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二是以青年团书记的身份，先行到苏俄联系中国共产党派送一批青年赴苏俄学习的事宜；三是自己到苏俄学习。

（3）筹备成立中国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后，1919年6月4日，祥生船厂400余工人率先举行罢工，声援学界。在短短几天内，上海机器业有1万多工人参与罢工斗争。在江南造船所当锻工的李中，曾参加过毛泽东创办的新民学会，接触过陈独秀，并积极在工人中宣传马列主义。9月，李中在《劳动界》上发表了《一个工人的宣言》，提出“要成立一个大团体”的主张。李中被吸收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后，就住进了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在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机器工会的筹组工作。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帮助下，10月3日，由李中任书记的上海机器工会筹备会，于新渔阳里6号召开发起会，选举产生了机器工会理事会，通过了由李中与陈独秀共同起草的《上海机器工会章程》。决定在西门路泰康里41号（今自忠路225号）暂设事务所筹备处。11月21日下午，上海机器工会借白克路207号（今凤阳路186号）上海公学召开成立大会，标志着中国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正式宣告成立。孙中山、陈独秀到会演说。12月14日，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世界工人联合会执行部总干事罗卜郎来信祝贺。正式会所后设白尔路吉益里（今太仓路119弄）。成立后的机器工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很快融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成为中国革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4）庆祝第一个“五一”劳动节的筹备活动在这里进行。1921年4月17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启汉在新渔阳里6号，与上海工界各团体组成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筹备会，大型活动虽因29日法租界巡捕房查抄而未成功，但仍分散举行了许多纪念活动。“记得1921年‘五一’节时，我们印发了许多传单，预备在这里开会，岂知被法巡捕房注意了，派了许多包探来，比我们开会的人数还多。那时我们一批都是青年，还不大懂这些关子。后来得知四周都有包探监视我们，就把刚刚从别处送来的大批传单又赶紧车到别处去。包探进来搜查，他们也搞不清楚什么国际党和共产党，只把一些印有马克思像的书籍全部都拿走了，说这是国际党的东西。另外还有许多共产党宣言，因为书面上没有印马克思像，他们都不要。最初的共产党宣言是由日文翻译过来的。其实当时这里像克鲁鲍特金、无政府主义、安娜琪主义、工团主义、什么书籍都有，也不完全是共产主义的书籍。过了一天，巡捕房又来搜查，他们看看都是些青年小伙子，也没有一个老年的或显要的人物，所以没有抓人，但把我们都关在这屋子里，不许吃中饭。”

据许之桢回忆：“庆祝第一个‘五一’劳动节是在这里进行筹备工作的，印了四五万张传单，由我雇了黄包车（人力车）到渔阳里，到渔阳里弄堂口时，发现法国包探在对我们进行监视，我立即回头车回去。包探在五一节前后几天到渔阳里6号进行搜查，但并没有捉人。当时屋内有共产党宣言，还有人像，他们认为是党的材料带走了，大多数是安南巡捕，也有中国包探。五一节那天，我们把传单拿到天后宫、闸北和永安公司等处散发。我是到永安公司去发的，那时我还在渔阳里6号。那时我们组织了十几个单位，也有学生，但是包探巡捕开来了红汽车和武装包围了渔阳里。”

据包惠僧回忆：“当时我们还把上海的‘五一劳动节’用‘克里空’的作风点缀得轰轰烈烈，发了好几十封油印品到外埠的报纸、学校。有外埠的报纸又反映到上海来，起了一些鼓动群众的作用。”1921年3月，上海第一次庆祝“三八”妇女节的筹备会议在新渔阳里6号召开，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发表演说。

此外，这里还是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五四运动中影响巨大的上海学生联合会于1919年6月9日迁到新渔阳里14号，并把《上海学生联合会日刊》编辑部设在20号。1919年9月上海各界联合会发行的《正义周刊》、1925年五卅运动中发行的《救国日报》也曾设在新渔阳里内。沈卓吾也曾住新渔阳里8号。

 

注：摘自刘雪芹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初期的革命活动》，原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09年12月号。

摘编、责编：胡献忠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