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提出，是和红卫兵运动的衰落，和66、67、68“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危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之前，应届毕业生不是经过考试升学，就是通过一定的途径分配工作。但是，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批判了17年“旧”的教育制度，在毛泽东有关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之下，忙着进行热热闹闹的“斗、批、改”，学校既没有招收新生，又没有及时地组织毕业生升学、就业，而是一直狂热地鼓动学生们在学校内停课闹革命，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闹得几乎每一所学校都是派别林立，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小辩论不断，今天斗这一个，明天批那一个，这个说好得很，那个偏说好个屁。或者是这个骂那个保皇派，那个咒这个狗腿子，咒骂得不过瘾了，甚至于发展到武斗。
经过两年多的闹革命，真正热心于红卫兵运动、留在学校里打派仗的，己经只是一小部分学生，大部分学生都对无休无止的辩论已持观望的态度。可就是这留在学校的一小部分人，经常把革命和派性甚至于武斗闹到社会上，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影响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和人们的生活。更为迫切的现实是，老三届们留在校内闹革命，小学毕业急待升入中学的学生们就进不来，三届小学毕业生也不允许老三届们留在学校里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
特别是1968年的夏季，全国30个省市陆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按当时的话是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要进人“从大乱到大治”的阶段，毛泽东本人已为制止武斗召集北京五大学生头头提出告诫，并明确提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
这时候，国家必须就几百万老三届学生们毕业以后的出路尽快做出决定：怎么办？
怎么办呢，原先有过“四个面向”的说法，那就是“面向农村，面向边获，面向工厂，面向基层”。
但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破坏了很多厂矿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有的地方还在进行武斗，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人浮于事现象极为普遗，根本不可能招收新的工人。即使是要招收工人的厂矿，名额也十分有限。
于是乎，客观上四个面向就剩下了三个面向，那就是面向农村、边班、基层。而边班和偏远省份的基层，就是农场或是农村。
这一年上半年，北京一个红卫兵，主动要求去大申连时到过的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当农民。《人民日报》刊发了长篇通讯作了报道。下半年，北京几所中学的10名毕业生，启程前往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描队落户，当普通农民。几乎是与此同时，青岛、上海和一些省会城市，都有一些毕业生自发地去往山东农村、河南兰考、井冈山等地插队落户。并由于报纸、广播的大量宣传，形成了一股势头。
势头虽大，但还没有形成运动。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仍清楚地记得1966年秋冬，文革之前已经下乡的知青们，一度也返城造反，称上山下乡是上当受编，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地，返城知青们静坐示威、强占楼房，闹着要求迁回户口，提出：“杀回城市闹革命！”
那么，上山下乡这件事情，在中国是怎么来的呢？
最近有文章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起于苏联。《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也有记载：
应该说，苏联开垦荒地的做法促进了中国城镇青年的下乡。而知识青年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思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则早在这之前就是毛泽东一贯提倡的思想，上世纪60年代上半叶的报纸社论，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称为“五四运动的方向”，一篇一篇的社论中不断地引用毛泽东在《五四运动》这篇文章中的经典语录：“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还有一段我们这一代人几乎人人背诵过的语录：“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毛泽东的思想，是倡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充分的理论依据。
故而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新中国成立初期，解决失业人员问题时，解决中、小学生毕业后的出路问题时，也曾鼓励来自农村的失业人员及学生回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时期真正的城市青年到农村去的还极为少见。
经团中央牵头，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始，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探索阶段。在这一阶段，北京、上海、天津的一些有志青年，响应党“好儿女志在四方”的号召，组织垦荒队、远征队，到农村去、到山区去、到边疆去，立志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成为一代新风。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北京去往黑龙江的垦荒队和上海去往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后来建成共青城的两批知青，但即使是在这一阶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不过处于舆论倡导和摸索经验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发出了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最为著名的几段语录之一。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真正开始引起城市的广泛关注，并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三年自然灾害以后。
那时候，为了调整国民经济，国家决心减少2000万城镇人口，除了动员职工回乡之外，对于毕业之后不能升学，又一时无法安排工作的社会青年，都动员他们到农村和边疆去。
在上海，几乎所有的街道和居民委员会都在谈论动员社会青年去新疆的话题。《边疆处处赛江南》的歌声，随着描绘新疆风光的电影纪录片一次一次的播放，唱遍了上海滩。当一批一批青年戴着大红花、坐火车离开上海去新疆时，报纸、广播、里弄黑板报、电影纪录片等所有的宣传工具都作了最为充分的报道，使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种风尚。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探索寻找一条解决中国城镇就业问题的出路，是一权宜之计。在具体做法上，则是以有计划地安置为主，鼓励知青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奉献知识为主。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1%6年，全国共有号称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总的来说政策是稳妥的，大多数下乡青年是安定的，情况是平稳的。
但是，也不能否认，下去的知青仍然存在一些具体的问题，诸如认为城镇青年下乡难以长期坚持下去，生活上不能自给，碰到医疗、口粮、住房等一系列困难时无法及时解决，个别知青遭受歧视、侮辱等。
1966年秋冬返城造反的知青们贴出的大字报对这些问题都有所反映。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些问题不但具有代表性，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始终存在着，发展到最后甚至越来越严重。
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随着造反浪潮一浪高过一浪，1966年上半年还搞得热热闹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了下半年即告停顿。记得那一年的春夏之交，我还和几个同班同学一起，奉学校之命去参加街道里弄组织的欢送社会青年奔赴新获的活动，到了当年底，那几个曾被我们欢送去新班的社会青年，又趁着造反风回来了。
这也是知青上山下乡在1966年造反开始的当年停顿的原因吧。
这一停顿就是两年。可以插叙一笔的是，
这好像就是针对知青们提出的“杀回城市闹革命”口号的回答。
到了
在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1句顶1万句。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和我的所有等待分配的老三届同学们，早在晚饭之前就接到了通知，晚上8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有重要广播。最新最高指示一发表，上海城沸腾了，几十万革命的师生员工连夜上街游行、锣鼓声直响到深夜。不少同学当场写出了决心书、保证书，刷出了大幅标语，有人还咬破手指，写下了血书，纷纷豪情满怀地表达“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擂队落户闹革命”的雄心壮志。这正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的“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不过夜”的真实场景。
第二天，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各地落实的情况，
毛主席的指示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基调和纲领。由于他明确说了要“来一个动员”，全国的大中城市和农村都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广泛宣传动员。
“忠不忠，看行动。”上海市革委很快决定，已经按四个面向分配的66、67届毕业生中尚未分配的同学，不再分配工矿名额，全都上山下乡。即将分配的68、69届毕业生，一律都去农村。以往得到照顾的烈属、军月、革干子女，甚至于身体有残疾的，也不例外。民间统称为“一片红”。也有人更直截了当地说是“一锅端”。
不久，市革委会又向全上海市民宣布，上海市的毕业生，人数实在太多，光是老三届，就积压了四五十万，这么多的人，除了到市郊农村奉贤、崇明岛以及大丰农场、黄山茶林场等市属外省农场之外，市革委会领导还专门联系了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安徽、江西、贵州、云南7个省区的农村和农场可作安里。另外，如毕业生祖籍家乡愿意接受知青的，也允许办理手续，称之为“自寻插队”。这就是为什么上海有很多人到宁波乡下插队的原因——上海有很多宁波籍人士。千万别小看了这自寻插队，我根据政府安排去插队的贵州省，去了上海知青1万余人，而自寻插队去往江苏农村的，有51000人，去往浙江农村的，有32000人。而在外省市，更有一个班一个班集体下去插队的报道。
里弄黑板报、报纸、广播、大小会议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人们正面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保证社会主义的江山永不变色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从此以后，所有的毕业生都要经过上山下乡的锻炼。同时也按那个年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惯例，到处刷出巨幅的标语口号：谁破坏上山下乡，谁就是现行反革命！生活中，确乎也有对此发过牢骚、说过怪话的人被批斗、游街甚至于关牛棚的事例。
共和国历史上长达27年、有1800万青年参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幕由此掀起高潮，到1969年底，文化大革命积压下来的老三届毕业生已安置完毕。光是上海上山下乡的，就有50多万。而在全国，则有500多万之巨。
本是国家和各级政府为安置城镇青年就业的应急措施、权宜之计，也由此而演变为政治运动，成为无产阶级“反修防修”、为革命事业培养千百万合格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还有人在强调。
注：摘编自叶辛的《论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文，原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摘编、责编：胡献忠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