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述这一节之前，我想先回忆一件往事：当我们坐了三天两夜硬板火车，又坐了整整一天的卡车，来到山寨插队落户，热心地扛着锄头出工参加农业劳动时，我们到来时热情地涌到寨子门口欢迎我们的农民们就纷纷问我们：“你们上海是不是粮食不够吃？要跑这么远的路来我们这里争粮？我们寨子上的口粮已经很紧张了。”问得我们瞠目结舌，我们几个只得用上山下乡的革命大道理来回答他们。农民们当然是不相信的。
我相信农民们讲的是实话，他们涌到寨门口欢迎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是出于真心。他们问出的话，也是真话，说出的是他们的真实感受，只不过是我们不理解罢了。
仅仅是在9年之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
四川l亿人，平均1人不到l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
在八九年前，当我第一次在《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上读到这段话时，首先回想起来的，就是前面我写下的情况。
农民不欢迎，其实就是农民不满意。
农民不满意，那么知识青年们满意吗？知识青年们也不满意。
一件事情，抱着不满意的心态去实践，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究竟是大有作为，还是有所作为，或是无所作为，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了。
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有近1700万大中城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每一次动员、每一次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成果，或者说是取得的伟大胜利，都要讲到知识青年们到了农村之后，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事例。其中宣传得最多的，是这么几项光辉事迹：
一是知青们下乡以后，当了赤脚医生，背着药箱走村串寨，无私地为贫下中农及其子女送医、送药，看病、治病的事例。
二是知青们下乡以后，当上了民办或是耕读小学的老师，让久没有文化气息的乡村有了朗朗的读书声，农村里的孩子们离不开知青老师了；特别感人的是，由于这一类知青表现好，被农民们推荐出去当工人、读大学，娃娃们都舍不得知青离去，而这些知青也离不开朝夕相处的孩子，毅然决然地放弃回城、进大学的机会，留在了农村。
三是知青们在乡下，利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他们为老乡引进了打面机；为没电的农村拉来了电线；配合有关部门，建起了小水电站。搞良种良法增加了产量；用课本上学到的气象知识，为农业生产服务；用科学方法养鸡、养鸭、养兔、嫁接果木、防止病虫害，他们无私地为贫下中农服务：理发、教老农识字、办政治夜校、成了畜牧员等等。
四是知青们到了乡下，由于表现好，劳动积极，被贫下中农们推选为记工员、保管员、会计，有的甚至还当上了生产队长，大队党支部委员、副书记之类的职务，一句话，当上了干部，发挥了一定作用。
五是知青们在乡村热情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在农闲时节通过访贫问苦，吃忆苦饭，遂而组建毛泽东思想小分队，走村串寨去演出样板戏，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和贫下中农们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辅导贫下中农书写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心得、体会，配合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的大小运动，出好大批判专栏，写作大批判稿子，编一些快板书、说唱。即使过年的时候，也能坚守在农村，和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这一条在当年往往总是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报道中放在最前面给以突出地位宣传的。
仔细地读过这些先进典型的事迹，会感觉大同小异，会发现最早下乡的那一批先进，和后来一批一批下去的先进事迹，都是差不多的。
当过知青的都知道，所有这些事迹，又都是经过筛选以后整理出来的。更主要的是，培养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农技员、农科员、土电工这一类事情，外来的知青们不做，当地的回乡知青和农村青年也都能承担。
即使承认这一部分知青下乡以后大有作为，或者说有所作为，那也是少数。绝大部分知识青年，在实际生活中，又是怎么样的呢？
无论是在南方或是北方，山区或是平原，无论是男知青还是女知青，由城市来到乡村以后，第一位的仍然是生活本身，是过日子本身。口号喊得再响亮，豪言壮语再动听，到了农村，每天睁开眼醒来，都得洗脸刷牙备早饭，一天当中，吃、喝、拉、撒、睡都和城里不一样。而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7件事，也必须得知青个人一一安排好。有人要说了，你在城里生活，不照样有开门7件事嘛。是的，城里这些东西全是现成的，花钱就能买到。而在乡村，柴（煤炭）是要你自己去砍、去挖来的。米得挑着谷去机房打来的，而米机房呢，有的村庄有，有的村庄没有，有时候为打一挑米，就得挑着担子早展出去晚上才能回来。油是买不到的，因为你是农村户口，吃油是靠收获了油菜籽自己压的。我插队落户10年，一共分到过3次油菜籽，其余年份，吃油就得靠从上海带，而上海远在5000里之外哪！再说，上海的亲人也仅是每月每人凭票购半斤油，买来后一滴滴地从嘴里省下来给知青子女。盐巴当然能买到，那也要等到赶场天，走十多里山路出去，才能买回来。至于酱和醋，比盐巴要难买一些，下伸店里有了，知青们互相之间是要当作喜讯奔走相告的。吃、喝、拉、撒、睡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只讲一个上厕所吧，别说每上一趟厕所女知青就提心吊胆，就是像我这样的男知青，都是在下乡以后第三年，才适应了乡村厕所的恶臭。这上厕所，什么人能避免？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细述这些情况，是因为这些情况都属婆婆妈妈，在报道知识青年情况时是从来不见报的，却又是谁都绕不过去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那些说过大话、讲过豪言壮语、喊过扎根农村一辈子的知青最终都离开了农村的根本原因。说大了，是城乡差别，谁都知道。说小了，是人的生活欲望本能，谁不指望在最为普通的日常生活中过得方便一些，轻松一些，惬意一些？如果在每一件日常生活小事上都觉得格格不入、提心吊胆、甚为不适，那叫过的是什么日子！
故而，知识青年们下乡以后生活的艰辛和困难是每个人必然遇到的题目。用当时话来说，首先要过好的就是这个生活关。
生活关过不好，或者说勉强过，劳动关必然也过不好，只能得过且过。不是知青们天生就懒，而是知青们从严酷的生活中看不到希望。他们看到的是贫穷和落后，是繁重的劳动换来低廉的工分，是清汤寡水极易造成营养不良的伙食，是物质的极度匮乏，是重病以后遭受的折磨，是宣传中贫下中农身上值得学习的品质与现实中农民素质的巨大落差。不少知识青年在和我谈到下乡的经历时，经常给我提到毛主席的另外一段语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确实，天天和农民们在一起劳动，在一个寨子里过日子，看到周围的贫下中农同样也很落后、自私、愚昧。不少知青当年面对生活本身的现象都认真地私底下进行过探讨，既然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什么我们不去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而非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然这样的讨论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和知心朋友展开，而且每次都是讨论不出一个结果而不了了之。
时间长了，久居农村的知青们改天换地的斗志消失了，务农光荣的口号也叫不出来了，扎根一辈子对于他们来说已是一件畏惧的事。他们联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看不到前途和希望，不知还要在农村这样的环境中呆多久，于是最初下乡时的狂热和虔诚逐渐被沮丧和消沉所代替，这种消沉里还包含着怀疑、困惑和不解。
更主要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人，社会上大刮“走后门之风”，没有后门办不成事，从最初偷偷摸摸地找关系，走后门，发展到堂而皇之地开后门。参军开后门，进工矿开后门，读书开后门，“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顺口溜，传遍了全中国，以至疯狂的开后门现象逼得中共中央在
但是，这个通知发出之后，开后门现象不但没有杜绝得了，相反后门风愈演愈烈，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在知识青年们的心目中，党和政府的威信急剧下降，腐败现象也由此开始公开，哪个再用豪言壮语说什么扎根、消灭三大差别之类的话，就会遭到公开的嘲笑和谩骂，一度神圣的理想从此崩溃，什么打倒帝修反，什么反修防修，原来都是在哄人骗人啊！我们不能再上当了。
记得那一年，我在偏远的山乡，一边在耕读小学教书，一边潜心写小说。赶场回来的老乡把听来的顺口溜都讲给我听，说是现在这社会：大官是送上门，中官去开后门，小官满世界找后门，平头老百姓没头苍蝇找不到门。你这家伙连找也不出去找，憨乎乎地埋头在乡音兄里写，非写出个疯子来不可。
一句顺口溜都传到山也遥远、水也遥远、路途更为遥远的偏僻寨子里来了！
知识青年要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民，总得要有个住处吧。和我一起上山下乡的知青，到了农村之后，绝天多数都居住在生产队的保管房和社员暂时腾出的房间里，几乎没几个队是为知青建好新房的。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反映，有的知青干脆就在老乡家里、专门腾出的保管房里长期住下去了，还有的队确实也用干打垒的方式建了知青屋，但新建的房往往质量很差、潮气甚重，农民们说，一般来说，泥墙茅草屋，建好了总得晾很长一段时间，至少是一个季节，才能往里搬.我插队落户整整10年，起先是和知青们一起住破败的保管房，山洪把保管房冲倒以后，我就借住在老乡家里，可长期住下去也不是办法啊，实在没地方住了，老乡就把土地庙砌上墙，安了一扇门，让我住进去。10年里，搬了七八次家，始终也没有一个安定的住处。我问过许多老知青，他们的情况和我大同小异，还说，也习惯了。问老乡，为什么总也不给我们建房呢？老乡笑着说：你们不都要走的嘛，建了干啥？
和房子一样牵涉到知青生存状态的还有口粮问题，看病医疗费问题，探亲路费问题，知青的文化生活问题。如果说，所有这些说来烦恼的问题构成的生活艰辛还能克服和忍受的话，那么，精神的压抑和邪恶势力的欺凌，往往使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感到痛苦得抬不起头来而酿成悲剧。
《中国知青事典》一书中，记载了内蒙古兵团从1970年元月到1973年元月部分知识青年的死亡情况，21人中，除1人是因为步枪走火死亡之外，其余的全是自杀。有和班长吵架后自杀的，有因对领导处理打架事宜不服自杀的，有被诬偷了5块钱自杀的，有悲观失望自杀的，有因散布不满言论自杀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至于不甘心枯燥乏味的农村生活，一心想干一番革命大事业的一部分云南知青，擅自出境跑去了缅甸，参加所谓的世界革命，人数虽不多，却也成为人们议论知青话题时少不了的一页。
反动的血统论对整整一代中国人的找害，对一代知识青年的栽害，在我的长篇小说《磋跄岁月》中已有了充分的描绘。小说出版以后，特别是改编成电视剧播出以后，短短一两个月时间里，我收到来自全国20多个省份1700多封来信，都不是和我这个作家谈文学、谈写作的，而是都在向我倾诉他们在文革中因为出身问题所受的冤屈的。仅从这个小的侧面，也能折射出身问题压死人的普遍性。在十年文革岁月里，什么事情不把出身放在第一。出身不好，对一个知青来说，就永世不得翻身之感。每次招工、招生以后，总有出身不好的知青发出没有出头之路、不想活了哀叹。至于因为出身不好，受到歧视、欺辱、冷落的事情，在知识青年们身上几乎每天都在发着。
更令人触目惊心、令全国人民震惊的，是女知青遭受的凌辱和奸污。几乎从大规模的知识青下乡第一年开始，就有女知青受辱的事件传开。下乡时间愈久，这一类的传闻就愈多。开头几年，这一类事情不过就是人们在私底下绘声绘色地传一传而已，还有不少人敢怒而不敢言。发展1973年，因国务院、中央军委对此专门下发了（1973）104号文件，女知青遭受凌辱和奸污事，可说是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和愤慨。
这一传达到基层的文件通报，身为黑龙江建设兵团16团团长的黄砚田、团参谋长的李耀东奸污女知青达数十人，有的被黄奸污以后，又被李奸污。两人均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四川作家邓贤在他的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知青梦》中，摘引了一份云南省知青工作简报：
南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江洪洲同志讲话（摘要）：
据不完全统计，前一段时间，兵团各单位捆绑吊打知青1000多人，被奸污女知青200人。……六营三连指导员左国生，长期奸污一上海女知青，另一个男知青唐洁新试图揭发，被上“反军乱军”帽子，疯狂报复。……四师十八团。141个连以上单位，捆绑吊打知青的单位120个，占85%，受摧残迫害知青达240多人，被奸污女知青达100多人。
在这样非人的环境里，还妄谈什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有作为、有所作为的话题呢？能够明哲保身、太太平平、无所作为地过一份日子，就是好知青了，家长和社会也感觉可以。
据《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一书作者火木经过精确计算：“文革”以来下乡的700万知青中，至少有1500万人没有发挥文化知识的作用。
没有发挥文化知识作用的知青，也就是到了农村基本上无所作为的知青。
注：摘编自叶辛的《论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文，原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摘编、责编：胡献忠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