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上世纪60年代末发展到70年代中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轰而起、一涌而下涉及全国城乡千百万人的，其人数之多、范围之广、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绝后的，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中又有严重失误，故而造成劳民伤财，引发了种种不满，也损害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名声。
1000多万城市知识青年下到农村以后，很多涉及生计、生活、生存的根本问题一起冒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农村年份的逐渐增加，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现实，而且更深层次的一些问题也在慢慢显现。诸如扎根农村和知青婚姻的关系，一小部分先进知青对此表现出了迟疑和犹豫。
“扎根农村干革命，艰苦奋斗60年”曾经是上山下乡知青的口号，我插队寨子的泥墙上，就在我们抵达山寨的那一天书写着这么一条大幅标语，可见这是当年极力提倡的。而晚恋、晚婚、晚育，更是我们这一代人中一个敏感的话题。初下乡时，如果过早地谈情说爱，是要遭受众人非议甚至于遭到攻击和批判教育的。但是，要鼓励知青扎根，在农村生活一辈子，不能让人家都当和尚尼姑，就要允许知青恋爱、结婚。一旦允许恋爱结婚，正值青春年华的知青们很快就激起了爱情的浪花，从羞于谈性发展到乱性，仿佛只是一步之遥的事情，有的知青还很快地产生了爱情的结晶。这就迫使一些知青要成家。而真要成家立业，一系列更为现实的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
扎根和知青婚姻的矛盾，于是摆在了面前。
一些刚下乡头两年表现积极的先进知青，在日复一日的劳动中，其政治热情也在逐渐减弱。一来你表现得过分积极，周围的大多数知青都会觉得你是在做假，为大多数人所反感。二来你既然喜欢唱高调，那么你就带头真正地扎下根来好了。而大多数先进知青，之所以表现积极，心底深处是想早一天离开农村，真要他把一生扎在农村，他是做不到的。
就这样，站在泥巴地上看世界的知识青年们，从他们切身的现实体会中，开始了反思，感觉到了迷茫、彷徨。再加上我在上一节中已经写到的住房问题、口粮问题、看病问题，还有长时间的没有肉、没有油吃的问题，女知青的例假问题等等。
所有的问题堆积起来，有了共性，故而天南海北的知青碰在一起也就有了共同语言。后来的知青文学之所以会引起那么多共鸣、掀起热潮，和这一代人命运相同，遭遇到的情况相似有关。
其实，这些问题从一下乡开始就普遍存在了。但是，这些问题得到反映，得到充分的重视并试图采取措施解决，或者是说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政策大调整，恢复理智地看待这件事，则是远在大规模上山下乡的第五个年头，也就是1973年。
这一年，福建省出了一个李庆霖。他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客观反映了自己的儿子下乡遇到的困境和难处，他写到的困难，无非就是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一些事情，比如口粮不够吃、劳动以后不分红，也就没有零用钱，没钱买衣裳、没钱理发、没处住、有了病没钱看医生，信的后半部分，还集中谈到了福建莆田县那个小地方开后门现象的极端严重。最后并称他是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大胆写出这一封信“告御状”的。
这封信的内容连同毛主席给他的复信，是在1973年的盛夏时节传达到我所生活的偏远山乡的。我还清楚地记得知识青年们在听过传达之后奔走相告的喜悦情形。毛主席的复信原文如下：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一时间“聊补无米之炊，容当统筹解决”这12个字，成了知识青年们见面就要提及的话题。几乎我们的命运，知识青年们的未来，全由后面那6个字来决定了。大家把这封信翻来覆去地读了一遍又一遍，对此议论纷纷，啊，啊，原来知青们没饭吃，没钱花，毛主席是知道的，要不他怎会寄300元钱给李庆霖，要不他怎么会说无米之炊，要不他怎会说统筹解决，他说了要解决，就是肯定要解决了。
报纸上刊登，李庆霖因卷入“四人帮”的漩涡，于1977年l月被逮捕人狱。但是，从那个头走过来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们，仍还记得当年那个给毛主席写信的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李庆霖，是他的信，引发了对知青政策的大调整。
1998年2月，我的朋友，武汉知青作家刘晓航，找到福建莆田市仓后街居仁巷一座百年老宅访李庆霖老先生，问他对当年写信一事后不后悔。他回答：“我不后悔。”他家中至今保存着曾在上面给毛主席写信时的竹桌，毛主席寄给他的300元钱，至今也还存在凤山街储蓄所里。
没有人知道李庆霖这样一个小人物是怎么样把信寄到毛主席手里的，有的知青史中就直截了当地说“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我前面引用过的《光荣与梦想》一书中则说是“不知是什么原因达了毛主席那里”。美国作家托马斯·伯恩斯坦所著的《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青运动》。一书中，则连这件事提也没提，显然是一个缺憾。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则对这一细节作了披露：“据李庆霖说，他担心这封信法送到毛主席手里，想起当时给毛主席当翻译的王海容经常能见到毛主席，就给王海容写了一信，请她直接交到毛主席手里。编写此书时，编者曾访问王海容同志，证实了这一经过。”
从知青们当年的直觉来说，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回信成了推动和调整文革中知青运动的转机。细细地分析一下文化大革命在当时的形势，也许更能看出问题的实质。
毛主席回李庆霖的信，传达到全国人民中间，是1973年夏天的事，但是李庆霖写这封信，则
纪要传达以后，知青们也曾对这一条进行过辩论、争执、反思，有过混乱不解和痛苦。毛主席曾为林彪的叛逃引起震动，文化革命总的政策已经开始有了变化调整，最为全国人民瞩目的，是1973年3月，邓小平回到北京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回信，至少表明了对知青工作的重视、了解以及不满。“全国此类事甚多”虽是短短7个字，说明他对知青的现是知道的，而此类涉及吃饭、住房、看病、开后门的事，并不是像平时报喜不报优的报纸上登“光彩事情”，是要统筹解决的问题。故而受到极左思潮严重影响的上山下乡运动进人了一个大调整的时期。
我在前一章节中提到的对奸污女知青的家伙执行枪决的事件，就是在打击坏人杀一儆百这一议题中定下来的。叶剑英在这一次会议上态度鲜明地说：“杀一儆百，杀一儆千。”有研究文革知青史的文章称，文革中的知青运动有过两次高潮，其所谓第二次高潮，就是指这一次知青政策大调整以后，引发的又一轮知青们的上山下乡。
但从所有上山下乡知青们的感觉来说，从全国人民以及老百姓家庭中的感受来说，这以后虽然仍在鼓动知青上山下乡，也仍有不少知青上山下乡，但无论其规模和影响，这所谓的第二次热潮，都远不能和1969年狂飙般的那一次相比了。而且很多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这第二波的鼓动者更多的是作用在政治方面。
在这一波重新掀起的热流中，推出的第一个先进典型是白卷英雄张铁生，报纸、广播及所有的宣传机器里虽然鼓噪得很凶，但就在拼命鼓噪的同时，普通老百姓特别是知识青年们，总有不同的观点和声音发出来，他们或用写信、或以三五知己的议论，表示自己不敢苟同。遂而又接二连三地推出了上海知青朱克家、造父亲反的柴春泽等等知青模范人物，但是人们几乎又同时发现，这些被推出来的所谓英雄人物，往往都伴随着突击人党、提干，突击进人人民代表大会当代表的经历，也就更多地把他们视为政治人物看待了。
而另一方面，仍然生活在农村的知识青年，随着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评论《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个接一个地展开，除了极少部分想积极表现的之外，大多数知青已对此厌倦至极。在他们中间，一场悄悄的不事张扬却又心照不宣的“搞病退”的风潮在涌动。既然不能通过仍在继续泛滥的后门进人大学、进人军营、上调进工厂，那么我有病想回家去治病总是一个理由吧。特别是当看见有的知青真的把“病退”搞成了，从这里也能找到一条回城之路，其他人为什么不能同样仿照一下呢。于是乎，回城有术的病退，一时间成为知青们在一起议论的热门话题。在湖北省这件事被称作“病转”，叫法不一样，其实质却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回城。曾去湖北农村插队落户的武汉女知青高志远，在2000年4月专门以此为题材，写作了一本长篇小说《回城之路》。
知青政策的大调整也好，开后门离开农村也好，想方设法地参军、人学、进工矿也好，病退也好，都在证实一条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自然规律：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
注：摘编自叶辛的《论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文，原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摘编、责编：胡献忠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