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是各种社会思潮争相传播的时代，它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出来的显著特征是“三多”：社团多——数以百计；主义多——社团的思想灵魂；刊物多——社团的伴生物。刊物是社团宣传主义的工具，是社团的喉舌。所以，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是社团和主义。社团是主义的载体，而最流行的主义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被夹杂在其间。最后，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实践与争鸣的结果。而社团从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
五四时期各路社团如千帆竞渡，各种主义同潮共涌，如果按照各社团表现出来的思想主流或其倾向（当然每种思想并不是界限分明的），我们可以把当时纷繁的社团划分成如下几大类：一是坚定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社团。这类社团数量最多，遍及大江南北，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群社、实社、平社、奋斗社、进化社、民声社、民钟社等。主要的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有实社的黄凌霜、区声白和奋斗社的易家钺、朱谦之等人。他们的思想表现为，反对一切强权；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反对有计划的社会生产和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由于无政府主义貌似革命“最彻底”，所以，在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很有迷惑性，市场最为广大。
二是朦胧向往社会主义的社团。由于社会主义思潮泛滥，使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隔着纱窗看晓雾”，识别不出真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合作主义等都被看成是社会主义，并且加以杂糅。其杂糅的结果是各地掀起的工读互助团运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等地都成立起工读互助团组织。北京工读互助团最具代表性。它成立于1919年末，团员们过着集体生活，从事一些简单劳动，以其劳动所得作为生活费用，以期实现理想中的互助友爱的新生活。
三是倾向和初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团。这类社团如果和前两种社团相比较，其数量不是很多，但确是当时社团中的精华。这类社团大致有以下几个：北京、上海、济南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天津的觉悟社，江西的改造社，武昌的利群书社和共存社，济南的励新学会，湖南的新民学会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中国的无产阶级在五四时期成长壮大起来，还没有来得及培养出本阶级的知识分子。早期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转变阶级立场，成为无产阶级代言人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出现，是产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初端。
四是明确信仰和实践合作主义的社团。合作主义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产生的。它是一种企图通过合作社来实现社会平等、消灭剥削压迫的改良思潮，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曾热情地提倡过，并把它作为新社会的“细胞”进行试验。合作主义很适合中国小资产阶级那种害怕革命而又想改变自身地位的矛盾心理，所以，他们鼓吹用和平的合作社方式消灭资本主义。这类社团主要有：北京大学消费公社、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上海平民学社、湖南大同合作社、武昌时中合作书报社、成都农工合作储蓄社、上海合作联合会等等。
五是提倡学术研究和人格修养的社团。这类社团是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为出发点，预备从基础做起，在人们的教育、知识、思想、文化、人格修养、道德水准等方面，为改造社会做预备的工夫。如新教育共进社、平民教育社、曙光杂志社、少年社会杂志社、少年学会、青年学会、新心学会、新共和学会、觉社等。而影响最大的是少年中国学会，他们非常注重学术研究和人格的培养。他们认为，无论信仰何种主义，都应首先具备应用各种主义的能力；要具备这种能力，必须“先使中国人的思想习惯非彻底的改革一番不可，非经过一番预备工夫不可”。之所以这样，因为他们认为，各种主义都是一种人类的组织，“而现在的中国人连做‘人’应该具备的性格和习惯都没有，若是要他从事‘人类’的组织，当然是不行的了。少年中国学会所着手的预备工夫，便是要先将中国人个个都造成一个完全的‘人’，然后再讲什么主义。”为此，他们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的规定。总之，五四社团是群团并立，异彩纷呈，学说竞起，令人目眩。这种景观既是人们积极参与社会改造动机的心理反应，也是当时各种思想逐鹿的生动体现。
（二）
当时，最令人神往的是社会主义思潮。1923年4月，北京中国大学十周年纪念活动中，有一项是进行公民常识测试。其中就有一题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走向的问题：你欢迎社会主义吗？”和“你欢迎资本主义吗？”答案显示：欢迎社会主义者为2096票，不欢迎者为654票；欢迎资本主义者为736票，不欢迎者为1991票。可见社会主义在当时是一种时髦的社会思潮。然而，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工读主义、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思潮都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而马克思派的科学社会主义，被夹杂在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中，与之同潮共涌。当时的一些重要社团，正是这些社会主义思潮的实践者，他们或是选择其一，或是兼容并蓄。而其结果则各有归宿。每一种结果都是这众多社团进行比较和鉴别、争鸣和实践的最后产品。科学者昌，谬误者亡，这就是社会思潮争鸣的法则。马克思主义最终能够在众多的社会主义思潮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正是这种争鸣、比较、鉴别的结果。
1920年，新民学会内部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展开讨论。当时有两派意见，一是以萧子升、李维汉为主的温和派，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倾向于无政府——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这种方法是用和平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二是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进派，主张用俄国式的方法去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后说，萧子升等人的观点与罗素的思想相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又反对劳农专政，“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毛泽东认为，这种观点“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所以，他非常支持蔡和森的意见，主张用马克思式的革命来改造中国。
在江西改造社内部，也存在着进步与保守的斗争。1922年，改造社的成员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主义问题”的争论。保守的社员接受了胡适曾提出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主张从“研究实行方面去做”，去“实验”，反对马克思主义；而进步分子袁玉冰则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我们要从从容容地考察社会的事实，然后再定出改造的方程来，是缓不济急的。而且恐怕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早已被军阀和外国资本阀把皮剥完了，血吸尽了。况一般彷徨歧途不知东西南北的青年，如果没有主义的信仰是再危险不过的”。信仰什么样的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呢？用渐进的？还是用激进的？改造社内部是有分歧争论的。袁玉冰很果断地指出：中国社会没有时间来用渐进的手段……。马克司的共产主义是急进中的能够实现的主义，这是社会学家所公认的。只要看他主张非妥协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就很可以坚我们的信仰了。所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只有马克司的共产主义配做我们的信仰者。这样，他从中国的社会现实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只有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天津觉悟社虽然在初建时没有明确的信仰目标，只泛泛地谈论社会主义。但随着思想界的发展变化和社员们的走向成熟，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也有了明确的认识，周恩来与社员们之间的通信讨论就很能说明问题。周恩来说，觉悟社的信条用一个Communism （共产主义）就够了。“C·ism （即Communism的简写）总是对于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看得十分重要，别的人生问题和心理上的现象常常看为次要，这是C·ism易于受人批评的地方，所以有许多人说C·ism太唯物了。但就我想，经济制度、社会组织之必须被重视，正犹之人生许多问题和心理上的现象之必须被重视也一样。C·ism并未尝不重其他人生问题和心理上的现象，但他却知道纯机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能够用一种较有程式的革命方法来改造，而属于精神上的人生问题和心理上的诸现象不是可以用死板板的方法来替代的，是要用教育的启发功能而导入自由发展之途的。因此， C·ism对于人生道德问题不用一种方式来主张，不注重处也是注重”。
这是周恩来对马克思学说的分析和认识。对于无政府主义，他分析说：“A·ism （即Anarchism无政府主义的缩写—笔者注）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这样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放一切强迫，解放一切束缚，所以便容易流为空淡了。……在欧洲的A·ist，其势力渐渐等于零”。从其分析中，可看出无政府主义在欧洲已经没落了。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周恩来也作了阐述，他说：英国的Guild Socialism （基尔特社会主义—笔者）近已见衰，并且这种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对各种主义进行了比较和辨别之后，周恩来总结说：“总之，主义问题，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从周恩来所说的“差不多已归一致”来观察，觉悟社的多数成员在思想信仰方面，已经在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中，选择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他们通过观察、比较和鉴别的结果。在马克思的科学思想被先进分子掌握的同时，那些伪社会主义思潮正在被现实所击碎，历史事实毫不留情地宣告了那些伪社会主义思想学说的破产。
工读互助团运动曾影响全国。北京工读互助团从1919年12月成立，到1920年3月开始解散，只喧嚣了几个月，其他的互助团也都在半年之内烟消云散。这个问题实质上证明了一些社会主义流派的伪科学性。因为工读互助团是工读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多种思潮杂糅的产物，工读互助团的实践实际就是对上述思想的试验和辨别。工读互助团的实践结果不能不使它的信仰者们进行反思，进而使一些热衷者清醒过来，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开始重新探索改造社会的出路。
工读互助团实践者之一的施复亮，对工读互助团的失败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并得出了“二个很大的教训”：其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改造是不中用的”；也就是说，“全社会的经济组织不从根本改革，其余的改革都是无效的”；其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无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他进一步解释说，试验新生活既然不能离开现实的社会，当然免不掉现实社会的支配。既然免不掉现实社会的支配，当然要发生许多试验新生活的障碍，要免除这些障碍，惟有把这些障碍根本打翻，“要打翻这些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之一法。既然革命，还试验什么新生活？”他的总结是深刻的，并用唯物论的观点解释了工读互助团失败的问题，这在当时也是可贵的。最后他向青年朋友们发出呼吁和警告，那就是“要改造社会，我们还须投向资本家底下的生产机关去。”不久，施复亮参加了上海共产党组织，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工读互助团失败后，人们对“新村主义”同样发生了怀疑和动摇。1920年12月，批评社的《批评》半月刊展开了关于“新村的讨论”。黄绍谷明确地评论说，在这不洁的社会中，能够推行新村的计划吗？“现在社会腐败已极，我们对于他不先做斩伐的工夫，却步履安详的做那缓和的改造，去建设一种新村，以为如此就可以使人类全体得着幸福，呀，果能如此吗？我想无论如何，只以建设新村为改造社会的方法，绝不会达到醉心新村制度者所理想的。”因为，“腐肉不去，新肉不生”，“粪土上决计不能盖造一所花园。”在新村犹未实现之前，应该铲除新村的障碍，资本家、地主、官僚……，“须知人类并不是愿意杀人和流血的，不过时势所迫，实在不容你不杀不流”，‘翻天覆地，唯铁与血’。力谋新村实现的
合作主义思潮是一种比较独立的社会思潮，杂糅的成分较小。合作主义者试图用各种合作组织，发展平民经济，增加平民福利，使平民获得经济解放。像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即企图吸收平民的存款，作为平民经济解放的起点。但是，在参加储蓄的阶级阶层中，“工人为存户者实属最少数”，“农界及小本营业之储蓄竟付缺如”。这种情况不能不使合作主义者承认，“我国劳动界之待遇甚苦，倘能敷衍糊口，已属难得，安望其能有余钱储蓄。”他们的合作运动根本不能解决平民的经济问题，因此，在社会上缺乏吸引力。其命运也顺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方向发展。合作主义者的刊物《平民》周刊在鼓吹了几年以后所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三年多的时期中，我们一面宣传‘合作’，一面实行‘合作’”，“但一看我们自己的四周围，只觉得静悄悄地全无声色！所谓合作运动，仿佛秋冬间的衰草枯枝，生气是全无的！”这就是合作主义多年来宣传和实践的结果。号称是“革命”最彻底的无政府主义，尽管在鼎盛时期成立了数量最多的社团，但它的伪社会主义性质一经暴露，衰落的命运就不可避免。1923年5月，无政府主义者卢剑波在《学汇》上发表《怎样去宣传主义》一文，不得不承认：“安那其主义传入中国，很有许多年头了。……但是，近年来却渐渐沉寂下去了”，“近来的学生不比五四以前的学生容易鼓吹了”，有些觉悟的学生则“舍此而他图了”。文章中明确地显示出很多人已离开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队伍。1924年以后，无政府主义已奄奄一息了。这种事实正如斯大林所说：“问题不在于今天有多少‘群众’跟谁走，而在于学说的本质。如果无政府主义的学说代表真理，那它自己就会给自己开辟道路，把群众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如果它是没有根据的、虚伪的，那它就会维持不久，站不住脚”。无政府主义正是这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虚构的学说，是纯粹的唯心主义的臆想，无政府主义走上没路是必然的。
（三）
伪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充分证明了其学说的伪科学性。尤其重要的是，一些伪社会主义实践的破产，如工读互助团运动的失败，使胡适关于社会要进行一点一滴改良的理论碰壁。这样，有利于使广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从改良主义的迷惘中走出来，接受科学的理论武器。正如施复亮所说：“我们实验共产失败，只是受经济的压迫，不能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缘故，这是无可如何的。我们并不因此怀疑共产主义，我们因此更信共产主义，晓得现在社会的经济组织非根本改革不可。”正是那些伪社会主义思潮的失败与破产，才反衬出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
那些以各种伪社会主义学说为思想基础的社团走向了解体。无政府主义社团、工读互助团、合作主义团体都半途而废，社团中的骨干分子都放弃和改变了初衷，另谋出路了。无政府主义者由于思想空虚，信仰幻灭，至使有些人隐居庙宇，逃避社会现实。如鲁哀鸣在杭州六和寺削发为僧，何震当了尼姑。曾经以宇宙革命相号召的朱谦之，也遁向空门。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人物区声白在抗战时期则堕落为汉奸，担任了日伪控制的广州市社会局局长兼广
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分子有邓中夏、罗章龙、黄日葵、朱务善、
五四时期各种社团的宣传和实践，各种社会思潮的比较与争鸣，给人们提供了探索和实践、比较和鉴别的机会。通过争鸣，抛弃谬误，掌握真理，使马克思主义在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中独占鳌头，尽领风骚，并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所掌握，由此而奠定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基础。
注：摘编自曲广华的《五四社团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地位的确立》，原载《北方论丛》2007年第6期。
摘编、责编：胡献忠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