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改名的原因是出版《青年杂志》的群益书社收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寄来的一封公函上面说，群益书社出版的《青年杂志》与他们办的《上海青年》名称雷同，为避免冒名之嫌，请及早改名。群益书社遂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公函内容告诉陈独秀，并建议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考虑到新名称跟杂志内容和性质更加贴切，便同意改名。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1916年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上发表了《青春》一文，热情呼吁：“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忧哉？”此后，《新青年》杂志在青年中的影响随着其发行量的增加而越来越扩大，逐渐成为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文化思想运动的主要宣传阵地。
《新青年》的作者们针对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特别是孔教，发动了勇猛的攻击，用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另外，这些先进的思想者们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民主主义的新文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学，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抨击封建制度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青年中和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的一些报刊也纷纷发表了拥护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如宣传主题涉及妇女解放、婚姻自主、家庭革命等社会内容，以舆论界未曾有过的范围、力度和战斗精神，汇成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潮流。新文化运动有力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
1917年1月，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校长。根据“网罗众家”的原则，蔡元培就职不到十天就聘请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这样，《新青年》总部由上海移至北京，地址就在陈独秀的家中（现东城区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20号），但是刊物印刷地点还是在上海[1]。
1917年8月后，《新青年》因发行问题中断4个月。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杂志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1919年6月，由于陈独秀被捕，《新青年》停刊5个月。10月，陈独秀获释去上海后《新青年》总部又迁回上海，但仍保留北京编辑部。从1919年12月出版的第七卷起，由陈独秀一人主编。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从第八卷第一号（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由陈独秀主编。1922年7月杂志停刊。
注释：
[1]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
[2]马庚存：《中国近代青年史》，红旗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页。
编撰：贾忠才
责编：胡献忠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