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处于大革命的发动时期，正值广大青年在经历了五四运动以后，感到为救国而到处碰壁，陷入“梦醒之后无路可走”之境地之时。据此，中共三大提出：“社会主义青年团应以组织及教育青年工人为其重要工作，在出版物上应注意于一般青年实际生活状况及其要求。”“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青年学生应从普通的文化宣传进而为主义的宣传，应从一般的学生运动引导青年学生到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1]根据这一要求，在
出刊时的《中国青年》为32开本，每期通常是16页，约一万字左右，从第100期起，因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篇幅曾有所增加。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编辑的恽代英为第一任主编，著名的共产党人肖楚女、邓中夏、张太雷、林育南、任弼时、李求实都先后参加该刊的编辑工作，创刊号上的刊名为邓中夏手迹。
《中国青年》编辑部开始设在上海南市一间狭窄的房子里，开会、读书、写文章、编辑那里。为了避开警察和特务的破坏，后来经常要搬家。《中国青年》是在秘密印刷所印刷的，由我党筹办的上海书店承担发行和编辑通讯工作。开始，《中国青年》根据“中华邮政特准挂号”半公开发行，即一部分经过党的秘密发行机关、青年团的各级组织发行，一部分经过邮局公开发行。后来，由于军阀势力的压迫，《中国青年》屡遭查禁，不得不转为秘密发行，有时还不能按时出版。
1925年五卅运动后，革命群众运动逐渐高涨，反动统治者对《中国青年》的压迫日趋严重，但《中国青年》的影响却越来越大，发行数量也不断增加，仅上海一地就销售三千多份，在大革命时期的广东革命根据地销得更多。1926年2月，直系军阀孙传芳以“煽动工团，妨碍治安”加罪于《中国青年》，封闭了上海书店，给《中国青年》的印刷和发行都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编辑部迁至广州。然而，《中国青年》的发行量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反而从数千份增加到一万份。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中央和团中央迁到武汉，《中国青年》编辑部和发行处也随之由广州迁到武汉，这时的发行量增加到三万份之多。1927年7月武汉发生“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国青年》又随党中央和团中央秘密迁回上海，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出版。1927年10月10月出版的第8卷第3号是该刊的最后一期[3]。
《中国青年》周刊主要发行期间，是在大革命时期。在此期间，《中国青年》以它特有的战斗风格，热烈的思想感情，鲜明的政治观点，深入浅出的方法，通俗易懂的语言，鼓舞和教育了千百万要求进步的青年冲破各种反动思想的枷锁，投身到伟大的革命洪流中。同时它特别注意青年的切身问题，如学习问题、婚姻问题、家庭问题、个人修养问题等，帮助青年探求和解决这方面问题的正确答案。它用循循善诱的方法教育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引导青年人做一个“在社会的奋斗生活中为了人类而生活”的“高尚的人”。当时，一份《中国青年》往往被争相传阅，秘密地传递十几个甚至更多的人之手。《中国青年》上发表的很多重要文章，被人们相互传抄，广为传颂，还被一些进步学校选为国文教材。因此，《中国青年》在广大革命青年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被誉为“青年的良师益友”。
注释：
[1]《中国共产党“对于青年运动决议案”》，团中央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册，第388页。
[2]《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团中央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册，第373页。
[3]《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二辑，第51、35页。
编撰：贾忠才
责编：胡献忠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