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自2003年11月成立以来，一直注重青年报刊方面的搜集和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对五四运动以来部分青年刊物有了一些收藏，如《新青年》、《先驱》、《中国青年》、《青年实话》等。
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新青年》、《先驱》、《中国青年》、《无产青年》、《列宁青年》、《青年实话》在宣传马列主义，指导青年运动，帮助青年提高思想理论修养和实现人格完善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广大追求真理的进步青年中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些刊物发展演变的历史，也是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团历史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青年运动史和青年团组织英勇奋斗、百折不挠的发展历程。
一、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新青年》（1915-1922年）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改名的原因是出版《青年杂志》的群益书社收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寄来的一封公函上面说，群益书社出版的《青年杂志》与他们办的《上海青年》名称雷同，为避免冒名之嫌，请及早改名。群益书社遂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公函内容告诉陈独秀，并建议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考虑到新名称跟杂志内容和性质更加贴切，便同意改名。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1916年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上发表了《青春》一文，热情呼吁：“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忧哉？” （李大钊：《青春》，团中央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册，第22页）此后，《新青年》杂志在青年中的影响随着其发行量的增加而愈来愈扩大，逐渐成为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文化思想运动的主要宣传阵地。
《新青年》的作者们针对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特别是孔教，发动了勇猛的攻击，用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另外，这些先进的思想者们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民主主义的新文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学，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抨击封建制度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青年中和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的一些报刊也纷纷发表了拥护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如宣传主题涉及妇女解放、婚姻自主、家庭革命等社会内容，以舆论界未曾有过的范围、力度和战斗精神，汇成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潮流。新文化运动有力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
1917年1月，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校长。根据“网罗众家”的原则，蔡元培就职不到十天就聘请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这样，《新青年》总部由上海移至北京，地址就在陈独秀的家中（现东城区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20号），但是刊物印刷地点还是在上海。
1917年8月后，《新青年》因发行问题中断4个月。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杂志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1919年6月，由于陈独秀被捕，《新青年》停刊5个月。10月，陈独秀获释去上海后《新青年》总部又迁回上海，但仍保留北京编辑部。从1919年12月出版的第七卷起，由陈独秀一人主编。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从第八卷第一号（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由陈独秀主编。1922年7月杂志停刊。
二、最早的团中央机关刊——《先驱》（1922-1923年）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鉴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环境险恶，出版发行人及编辑部地址均未署名，第一期发行后，即有读者询问，编辑部只得在报纸上登载启事：“本刊向未觅定地址，爱阅
《先驱》出版后，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十月革命、宣传共产党和青年团的主张，对扩大共产党和青年团在社会和青年中的影响，加强对团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统一全团的思想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很大贡献。另外，《先驱》还运用较大篇幅探讨和研究有关中国革命和青年团建设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分析、青年运动的方向、青年团的工作方针、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关系等。这些探讨和研究对于诞生不久的党和团更快地从思想上政治上成熟起来无疑是有益的。但是，由于《先驱》较注重发表政论以及探讨青年运动问题的理论文章，对青年的切身问题报道和反映极少，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在青年中的影响。
《先驱》办至25期，因军阀政府加强控制和自身工作方面的原因，于
三、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的演变历程
1．《中国青年》周刊（1923-1927年）
共青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处于大革命的发动时期，正值广大青年在经历了五四运动以后，感到为救国而到处碰壁，陷入“梦醒之后无路可走”之境地之时。据此，中共三大提出：“社会主义青年团应以组织及教育青年工人为其重要工作，在出版物上应注意于一般青年实际生活状况及其要求。”“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青年学生应从普通的文化宣传进而为主义的宣传，应从一般的学生运动引导青年学生到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对于青年运动决议案”》，团中央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册，第388页）根据这一要求，在1923年8月20日至5日召开的青年团二大也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加以落实。鉴于青年团中央的机关刊《先驱》已经于团二大召开前夕停刊，为了加强团的思想建设和扩大团在青年中的影响，切实加强对团员和一般青年的教育工作，改正办《先驱》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团二大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中央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由执行委员会选出委员长、秘书、编辑及会计四人”组成，编辑的责任是“编辑主撰本团机关报并管理各地出版物。”（《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团中央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册，第373页）在当年9月29日召开的团二届一中全会上，恽代英当选为中央局的编辑。20余天后，在1923年10月20日，新的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创刊号正式出刊。此时距《先驱》停刊时间仅两个月。
出刊时的《中国青年》为32开本，每期通常是16页，约一万字左右，从第100期起，因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篇幅曾有所增加。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编辑的恽代英为第一任主编，著名的共产党人肖楚女、邓中夏、张太雷、林育南、任弼时、李求实都先后参加该刊的编辑工作，创刊号上的刊名为邓中夏手迹。
《中国青年》编辑部开始设在上海南市一间狭窄的房子里，开会、读书、写文章、编辑都在那里。为了避开警察和特务的破坏，后来经常要搬家。《中国青年》是在秘密印刷所印刷的，由我党筹办的上海书店承担发行和编辑通讯工作。开始，《中国青年》根据“中华邮政特准挂号”半公开发行，即一部分经过党的秘密发行机关、青年团的各级组织发行，一部分经过邮局公开发行。后来，由于军阀势力的压迫，《中国青年》屡遭查禁，不得不转为秘密发行，有时还不能按时出版。
1925年五卅运动后，革命群众运动逐渐高涨，反动统治者对《中国青年》的压迫日趋严重，但《中国青年》的影响却越来越大，发行数量也不断增加，仅上海一地就销售三千多份，在大革命时期的广东革命根据地销得更多。1926年2月，直系军阀孙传芳以“煽动工团，妨碍治安”加罪于《中国青年》，封闭了上海书店，给《中国青年》的印刷和发行都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编辑部迁至广州。然而，《中国青年》的发行量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反而从数千份增加到一万份。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中央和团中央迁到武汉，《中国青年》编辑部和发行处也随之由广州迁到武汉，这时的发行量增加到三万份之多。1927年7月武汉发生“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国青年》又随党中央和团中央秘密迁回上海，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出版。1927年10月10月出版的第8卷第3号是该刊的最后一期（《中国青年杂志大事记》<内部资料>，中国青年杂志社编，1993年10月，第84页）。
《中国青年》周刊主要发行期间，是在大革命时期。在此期间，《中国青年》以它特有的战斗风格，热烈的思想感情，鲜明的政治观点，深入浅出的方法，通俗易懂的语言，鼓舞和教育了千百万要求进步的青年冲破各种反动思想的枷锁，投身到伟大的革命洪流中。同时它特别注意青年的切身问题，如学习问题、婚姻问题、家庭问题、个人修养问题等，帮助青年探求和解决这方面问题的正确答案。它用循循善诱的方法教育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引导青年人做一个“在社会的奋斗生活中为了人类而生活”的“高尚的人”。当时，一份《中国青年》往往被争相传阅，秘密地传递十几个甚至更多的人之手。《中国青年》上发表的很多重要文章，被人们相互传抄，广为传颂，还被一些进步学校选为国文教材。因此，《中国青年》在广大革命青年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被誉为“青年的良师益友”。
2.《无产青年》（1927-1928年）
《无产青年》从创刊起就勇敢地站在斗争的最前沿。它以较多的篇幅报导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特别是青年在斗争中的英勇事迹，鼓舞人们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殊死的斗争。
《无产青年》注意总结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联合农民才能夺得革命的胜利。在《无产青年》第3期上刊登了任弼时的文章《中国共产青年团中央局扩大会议的经过与意义》和署名“小毛”的文章《先锋主义和取消主义》。这两篇文章全面阐述了1927年团中央局11月扩大会议精神，严肃批判了大革命失败后团组织内部
曾出现的两种错误思想，详尽地分析了这两种错误倾向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
任弼时的文章指出：“有些省分的团部因为找不到出路，已经开始实现取消主义与先锋主义。这两种倾向的结果，都是根本消灭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存在，这次扩大会议的及时纠正，这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不能说没有重大的意义”，“左”倾盲动主义在党内出现时，《无产青年》第4期上刊登了任弼时的文章《对于暴动问题的意见》， 指出“‘直接革命的形势’之下，是否一切斗争皆成暴动，除暴动之外没有出路，真是‘组织与宣传工农兵的工作几乎只有暴动中有机会作’吗？这些问题我们都应有个明确解答”。还指出，“马克思说‘暴动是一种艺术’，绝对不是‘一切斗争皆成暴动’的‘无动不暴’”。“玩弄暴动的冒险主义”，“直等于革命的罪过”（《中国青年杂志大事记》<内部资料>，中国青年杂志社编，1993年10月，第86页）。
很显然，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青年》对于引导青年运动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无产青年》无法定期出版，第1期与第2期相隔仅1周，而第2期与第3期竟相隔两个月之久，困难可想而知。《无产青年》共出版了5期，1928年1月停刊。
3.《列宁青年》（1928-1934年）
《无产青年》停刊后，
《列宁青年》的宗旨是“为中国青年工农及一切被压迫青年的喉舌，以指导正确的共产主义运动路线为职志”。“它的主要作用是发表本团的主张，发表本团对于各种青年政治问题的态度及意见。不仅是要在广大青年群众中做有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各种问题的宣传鼓动，而且要使之起组织作用”（《“列宁青年”编后记》，团中央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311页）。
《列宁青年》除刊登团中央的各项宣言、决议，介绍国际青年运动的经验外，还经常报导各地青年参加武装的消息和经验，登载青年战士的故事。它号召各地团组织“领导和发动青年农民参加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由于在这个杂志出版期间，党内曾经两次出现“左”的错误，所以《列宁青年》中的一些文章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左”的痕迹。
4.《青年实话》（1931-1934年）
《青年实话》刊登的文章文笔犀利，体裁短小精悍，内容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其内容主要反映苏区内外的重大事件以及青年人关心、乐于接受、急于了解和掌握的革命真理、青年工作方法和经验、科学生活常识、文学知识等。此外，该刊还经常围绕苏区青年所关心的问题开展讨论。因此，《青年实话》成为指导青年工作、教育引导苏区青年、提高苏区青年自身能力和苏区青年了解国内外和苏区内外大事、学习革命理论的重要工具和阵地。《青年实话》在青年中，尤其是青年红军战士中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央苏区最受欢迎的报刊之一。《青年实话》发行量最多时达3万份左右，仅次于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
《青年实话》出版初期是传单版式，16开单面油印，共4版。出版两期后，因反“围剿”停刊。
“报纸为着战争”是《青年实话》的根本方针，教育和动员根据地的青年参加武装斗争，指导青年团的工作，批评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揭露国民党的反革命真相是它的主要任务。作为当时苏区的机关刊，《青年实话》不愧为团结、组织和教育广大苏区青年和红军战士的有力思想武器。
5.《中国青年》（1939-1941年）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了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教育，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
《中国青年》复刊时为半月刊，32开本，每期40页。复刊号上，毛泽东第一次为《中国青年》杂志题写了刊名。出版第一期后，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加剧制造反共磨擦，编辑部不得不向延安撤离，
当时的延安和各解放区的交通十分困难，所以复刊的《中国青年》发行范围仅限于陕甘宁边区，特别是延安。来自全国各地满腔热情来这里寻求革命真理的青年，成为刊物的主要读者。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中国青年》重点刊发了动员青年参加抗战，促成全国青年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全国青年运动的进步和发展的文章，对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由于经济困难，纸张缺乏，从
（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6期）
贾中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档案馆编辑
责任编辑：方奕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共青团工作研究所供稿）
